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孟郊听从母亲的命令第三次赴京科考,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终于不负所望,在50岁之前登上了进士第,放榜之日喜不自胜的孟郊写下生平第一首快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纵马奔驰,赏遍京城名花,孟郊的喜显而易见。
其实也不怪他这么兴奋,要知道,在古人的眼里人生一共有四大喜事。这四大喜也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孟郊正好碰上了最后一大喜,又是46岁的年纪了,不开心就怪了。事实上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它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到清光绪31年(1905年)废除。
至少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儒客文人都将科举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悬梁刺股。而在科举考试中名列第一者便称之为元,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那便是状元,金榜题名会有很多个,状元一次却只有一个。
根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这1283年中,科考的榜数为745榜,有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状元,却只有592名(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武状元也才是777人。
可想状元有多稀少,这不光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在百姓心中也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那么古代的状元官到底有多大?考得好真的就混得好吗?一般来说作为全国万千学子中挑出的一位,状元郎自然是有不同于其他进士的待遇,他们一旦得了第一便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
或是翰林院修撰,或是著作郎、秘书郎,又或掌修国史、天子侍讲。有这样一个好名次,确实给他们助力不小,且不少状元郎多出身名门望族从小接受了优秀的教育培养,单论父辈打下的基础,他们登上显赫高位都是早晚的事。比如说唐代,姓名可考者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里头就有五位宰相、八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
再说清代,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二十人之多,不过历代状元中也不乏平庸之辈。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一生穷苦至极,连顿酒都喝不起。还有许多状元了无政绩,更有甚者投降叛军,比如说投降金兵的北宋状元莫俦。状元里还有一个历史奇观,他们以文得名,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却寥寥无几。
在文学上较为人知的状元有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翁同龢等。反之,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比如说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桂冠。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颇令人称奇,大概是因为状元们高中之后。潜心仕途,追逐富贵得失、政绩,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着探索了吧。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状元是凭着真才实学考上的,却还有一小部分状元郎,徒有虚名。因为状元大多是钦点的,有时候不光要看才学,还要看皇帝的学识水平和爱好。不少皇帝录取状元那是凭爱好和心情,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去衡量,或以貌、名取人。比如说清代康熙一朝的状元戴有祺,他本来是第一名,但康熙喜欢他的书法于是摇身一变成了第一。
再者,科场作弊现象司空见惯,可见状元的录取并非秉公取才。整体来说,考试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诗、八股文写得好,未必就会做官。状元这个名号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优先权,也可以先一步带来辉煌,但是否混得好还是要看他们个人的能力。能力不足或性格不适合官场,即使有状元郎这个名号,也难以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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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坐落在北京西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小园,分布在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环绕周围。[1]
园中面积350多公顷,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万园之园”之称。[2] 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