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舵手一易齐桨橹从此上新途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央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他特意创作了《七律·历史转折》一诗，以“舵手一易齐桨橹，从此上新途”等诗句，表达红军将士的喜悦之情。

　　的确，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左”倾教条主义一直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央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对此，曾经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的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

　　“舵手一易齐桨橹”。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局）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中央局）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局）即分工，以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遵义会议的上述重要决策标志着以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央居于主导地位。

　　遵义会议解决了事关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是中国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起点。指出：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由于国际、苏联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往往给幼年的中国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战争时期，国际对中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几乎陷入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确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如这首诗所言，“从此上新途”。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党新主义时期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历经艰难曲折。遵义会议后的14年，中国不断赢得胜利。长征胜利之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推翻了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薛庆超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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