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要论：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央在1945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就要用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对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进行比较，看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国际刚刚解散，他的话还不便说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国际和中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周恩来同志说过：“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党来说，国际的这种帮助十分重要，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重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是指土地时期我们党内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国际有关。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就是“立三路线”）也直接受到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国际给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当然，国际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一无是处，如六大在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由于中国党当时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对它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重大问题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极为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仍能出现并发展起一批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成功范例？那是因为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在实践摸索中积累起新的经验和认识，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走向灭亡。而当时中央一直留在中心城市上海，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同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

　　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面，比起前两次严重得多，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时间也长达4年之久。

　　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际经验、只会搬用那些书本教条来吓唬人、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的王明等人，得到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更大的支持，成为中央的主要。他们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提出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称为“国际路线”，极端夸大力量，把统治势力看得不堪一击，认为和反之间已到了决战阶段；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他们的“反右倾”斗争。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失败，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把持了根据地和红军的一切大权。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的口号下，严厉打击、排斥以至惩办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根据地历来实行的正确主张的各方面。同志被剥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权，处于“靠边站”的地位。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会议盲目地判断“中国的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军事上，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验和从苏联军事学校学来的条条硬搬到中国来，反对游击战，硬打阵地战，同强大的敌人死拼。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打击异己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尽管党和红军中一些仍提出不同意见，但并不能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

　　这是中国党继大失败后一次最重大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党和红军中大多数人在惨痛的事实教育下，认识到再也不能照那条错路继续走下去。这时，同国际联系的电台已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的根本对立。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他举例说：“过去估计敌我力量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如说已经崩溃了，帝国主义就要垮台”“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为什么同样是这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造成重大损失，而在遵义会议后便有如生龙活虎，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发生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原因便在于从教条主义的僵硬束缚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大胆地灵活地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冲破万难，终于闯出一条新路来。

　　当然，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全党还来不及从思想根源上深入总结造成以往种种错误的教训。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由什么占主导地位确实已起了根本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现在，很多人对那次整风运动的真实情况和深远意义了解太少，有的还存在误解或曲解，把某些支流说成主流。其实，那次整风运动最集中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要求尊重客观实际，把“实事求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它的方法是要求各级干部结合以往自己和党的实际工作经历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看清楚只有当主观符合客观时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凭主观行事而违背客观实际就会碰钉子或导致失败。这自然比一般空泛的议论有效得多。陈云同志在1943年系统地读了同志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后说：“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就是使这种观念从此在中国党内深入人心。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这次整风运动。接着，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通过的《中国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同志在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又完全是中国的。”这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得来不易。它是中国党成熟的表现，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正因为这样，遵义会议才称得上第一次历史决议所说的“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称得上第二次历史决议所说的“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无论是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作出的最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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