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场化的联赛,出现成本失控状况时,直接行政干预的手段,达成目的效率,总会更高。
中超俱乐部在“买空巴甲”之后,“买遍欧洲”的转会势头强劲,造成的多方面后果,包括俱乐部经营收入根本不可能支付天价的转会费和薪资,以及在中超联赛赛场上,本土球员得到的上场机会越来越有限、国家队的竞争力,并没有随着联赛投入和联赛竞技水平提升,而带来多少积极改变。
这些都可能是控制中超成本的新政出台原因。两波新政执行,夏季中超转会窗口瞬间形同虚设。这个夏天的中超转会,安静得不行,除了零星几笔国内球员转会,外援引进上没有任何让人留意的新闻。哪怕像天津权健这样乐于利用转会市场的俱乐部,暂且也蛰伏了。欧洲转会市场仍然热闹,时不时还有关于迭戈-科斯塔、奥巴梅杨等悬而未决的转会事项,和中超会产生一些关联。相关传闻,无非是在欧洲转会如果不能达成理想效果,“总会有在中国挣大钱的机会”……
欧洲这些媒体,很多还不知道中超在新政管理之后的现状。他们的习惯思维中,没有想到过政府部门的一纸政策,就能将一片看似满地流金的市场给控制住。但这就是中国特色,新政绩效显示后,让人更不明白,这到底是谁的联赛。
新政效率立竿见影,能让躁动的中超稍微稳定一些。只是这样的稳定,会将这个联赛带入怎样的状态?直接行政干预的目标,当然是为了中国足球进步、各级别国家队能出成绩。新政的控制,能否达成这样的效果?
在类似NBA“奢侈税”的转会上限约束下,中超俱乐部都收缩转会投入,对U23球员给予更多硬性上场时间,各级国家队的竞争力,或许能有所提高,毕竟本土球员在中超比赛上场的机会增加了。但从一个更广角度看,行政干预达成的短期效果,要想长期延续会很难。首先这是对俱乐部经营权的直接打击,甚至威胁到俱乐部所有权的合理性。俱乐部在组建球队、增强自身竞争力上,本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主权。新政对转会投入等的约束,当然出自中超俱乐部入不敷出的本质考虑,可直接打击,打掉了一个转会市场,俱乐部自己做主的权益都被控制住,这样的联赛,长久活力让人怀疑。
或许新政能引导一些俱乐部更注重后备梯队、青少年人才培养,但职业联赛的俱乐部,最多能在足球人才精英化培训上,承担最后一环淬火工序。青少年足球的普及性培训,不是职业联赛能承担的。这更是牵涉到家庭、教育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大事。
因此已经出台的新政,不可能是新政的全部,未来肯定还会有后续政策出台。只是在这样行政干预的前提下,新政只会对联赛和俱乐部的管理继续收紧。直白而言,不让俱乐部花钱,看上去是好事,根本上,却是以强制性手段,限制了整个联赛和转会市场的自由度。潜在的结果,会是对俱乐部自主权的侵蚀。
市场化未必就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尤其对足球和体育发展。但职业联赛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行政化管理,只能起到一些短期效果,对于假赌黑的打击,需要行政乃至司法干预。联赛相对开放的竞争环境,更需要市场力量的自主调节。
新政实施,转会市场停滞,中资对海外足球资产的收购,也同样再无声息,这当然不是巧合。新政还会有后续,中超的真正市场化发展,暂时看不到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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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