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娃到新锐作家,云南80后的成长故事

在80后作家故事里，今天来讲述一个云南籍的80后，他叫甫跃辉。

　甫跃辉：1984年6月生，云南保山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短篇小说见《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十月》等文学期刊，被《人民文学》列入2011年度“新锐十三家”名单。小说集《少年游》入选2011年度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得2009年度《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短篇小说《巨象》。来看看他的成长和创作经历。　　腼腆，看上去习惯沉默。背着双肩包，站在新圆通影城的三楼上，笑起来非常爽朗。这是云南80后作家甫跃辉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2012年的末尾，甫跃辉从上海到昆明参加高黎贡文学节，他是本届文学节的入围作者。　　从保山施甸一个闭塞的乡村，到前沿都市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到文学杂志社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小说，这是甫跃辉现在的生活，与中国绝大多数写作者一样，平凡而充实。但因为有着“王安忆弟子”“中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等甜蜜的光环，甫跃辉备受关注。　　最近，他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出版，这已是他的第三部纯文学作品。对他的创作态度和才情，文学界前辈甚是欣赏，评论家李敬泽开玩笑说，他是“郁达夫转世灵童”，70后作家徐则臣甚至说：“他具备了在这个时代可能成为好作家的几乎所有条件：有才华，接地气，有故事。”　　【闭塞乡村山里娃】　　记者：你在一个隐匿于崇山峻岭的闭塞山村中长大，你和弟弟分别考上了复旦和北大，这件事在当地应该挺轰动的？　　甫跃辉：确实引起一些轰动。我们那个地方，它还不像腾冲和保山那样的小城市，而是施甸县的一个小村，挺落后。我弟弟考上北大，之前有四五年，之后也有十来年，没有人考上北大、清华。复旦的话，我是我们那个村第一个考上的。　　记者：现在看来，你们学习的驱动力源于何处？　　甫跃辉：我们县的高中考上好点的大学的，要么是官员的孩子，要么父母是老师。像我家就是农民，我父亲是木匠，他们都是初中毕业，但他们挺开明。从小，我和我弟弟放学回家，都会帮忙干农活，比如插秧、割草什么的，当时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好的背景，父母也非常鼓励我们，我们兄弟俩也互相鼓励。　　记者：听说你和弟弟从小嗜书，闲暇时手中总有本书，这与生活环境有关吗？　　甫跃辉：也没有那么夸张(笑)，其实我们小学时候吧，读的书非常少，接触到的书也非常少。印象深的只有两本，都被我们兄弟翻烂了。一本是我爸到县城里，在新华书店买到的《儿童三百六十五日学成语》；还有一本是古典诗歌，从魏晋开始一直到宋朝，五言律诗、绝句什么的，看了一遍又一遍。高中时候才开始比较多的看书，《红楼梦》什么的都在看。那时候对文学开始有一些兴趣，但还没有分科，在我们那个学校，大家都会朝理科发展，但我就是语文比较好，高考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是全省第二名。　　【从最熟悉的经验出发】　　记者：认识你的人，都说你脑子里有一大堆故事，这些故事从哪里来？　　甫跃辉：很多是想象的成分比较重。好多人也跟我说，我的小说的细节描写具体，画面感强，比如短篇《巨象》，我的好多朋友会对我说：“啊，这是你的真实经历呀。”我有个小说《鱼王》，开始发在《大家》杂志，它的来源特别简单，我很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讲过一个事，我们县有个很大的水池，他们就去抓鱼，有个渔网捕到一条很大的鱼，把渔网都挣破了，就这么一个事，非常简单，就成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有些事会永远存在你的心里。　　记者：读书、学习、写作……都是挺耗神的，你通常怎么去放松自己？　　甫跃辉：我也没什么事，上班看稿，闲时就看看书、写小说、睡睡觉，中午打打兵乓球，喝酒呀这些事非常少，女朋友非常理解(笑)。　　记者：写作者所写的内容，通常都绕不开故乡的风物和人事。比如，你小说中的柳浪镇、天和镇，以及不知生长了几百年的香樟、笨头笨脑的石桥等，它们有原始的参照物吗？故乡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哪些深刻影响？　　甫跃辉：就像你说的，许多写作者也会这样用。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国外的作家也很多，到了70后的作家，也还用，80后也有许多人弄，许多人都会用什么镇、什么村，并不是说这种方法落后，但别人已经用过太多了。某一个地方，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说有特点，但不是说每部小说都要用那个地方，如果那样，我会觉得俗套。但故乡确实对我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开始创作的时候，人都会从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出发。　　【写作专业不是培养作家的】　　记者：流行观点认为，写作才华是先天所赐，无法培养。但你的身份却很特殊——中国第一代文学硕士，师出名门，是王安忆的学生。你怎么看这种“甜蜜的负担”？　　甫跃辉：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老觉得这是个伪问题。大众可能有一个误解，都认为复旦那个文学写作专业，是培养作家的，实际上，这个专业是教写作的，不是培养作家的。教写作和培养作家完全是两回事，相对来说，为什么大家不说数学系是培养数学家的？数学系有几个数学家，物理系有几个物理学家呢？历史系出来就是历史学家，哲学系出来就是哲学家吗？不可能，是吧。它跟跑步一样，每个人都会跑，但不能每个人都成为刘翔，但刘翔依然是需要有教练的。写作专业，就是教一些写作的基本规律，至于你能不能成为作家，那还要看你自己的修为和历练。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先天和后天的结合才可以。　　记者：王安忆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到目前为止，你在写作上的一些困惑，能从她那里找到答案吗？　　甫跃辉：影响确实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除了写作专业上的东西，还有一些为人处世、人格上的影响。至于写作的困惑或者说焦虑，我认为具体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的，我常会问，我要怎样才能把这个小说写好？我能不能有突破？我知道一个事，但想象中和写出来的却往往不一样，想象美好，写得却很烂，想要表达的，表达能力往往达不到。有些表达出来了，思考却不够深，比如思考“死”，太多太多人想过了；比如爱情，要写好，真的太困难，这种内在的困惑，任何人都帮不了你、解决不了，只能靠自己更多阅读、更多思考。　　可能还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对写作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常常也会困扰着许多人，发表在什么刊物，印发了多少，收到什么影响，获得什么奖项，按理说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但人毕竟都是世俗中人，总会想这些，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理解、平衡、看淡。像获奖呀、发表了什么文章呀，王安忆老师绝不会在任何场合提起。　　【写之前不考虑读者】　　记者：据你自己的分析，从成名史看，王蒙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路遥有《人生》，王安忆有《雨，沙沙沙》，余华有《十八岁出门远行》，徐则臣有《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都是写青年的，到了80后，就成了“青春写作”，在你看来，写青年(比如你的《少年游》)和青春写作，本质上的区隔在哪里？　　甫跃辉：(笑)实际上非常难区隔，但一定是有区别的。比如王蒙，他写的也是青年，这样的作品，跟青春写作就不一样。这可能跟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教育不一样有关。80后，就多会写校园，可能跟我们受娱乐文化的影响有关，包括琼瑶剧的影响呀， 写出来的作品都比较雷同，剧情都比较狗血。忧郁呀、患绝症呀，等等，尽管没办法说出区别来，但读过后还是能感觉到。　　记者：你说，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读者，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恋自闭，自伤自怜，又卖乖耍酷。无论何种态度，都是为了向周遭的社会表现自己的独一无二——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本就是独一无二的。郭敬明的小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而出现，却缺乏像苏瓷瓷那样的80后作家一样，对青春生命有深度阐释。你写作会考虑读者吗？你在文学的路上，一直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甫跃辉：我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我跟你说的，怎么把自己思考的东西，更好地表达出来，把你想的，真正写出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至于说读者， 我是从来不考虑的。有些读者给我的一些反馈意见，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扯淡，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知音。　　记者：也就是说，在对纯文学价值的追求和对名利粉丝的追求之间，你选择前者？　　甫跃辉：对呀，也谈不上什么名利吧。你要给我10万、20万、100万，让我去写郭敬明他们写的那个东西，我也写不出来(笑)，每个人的经历、思考都不一样，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做。写作是对认知世界的表达，并不是说，我对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样，我的写作又是另一个样，不是的。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玄妙。 都市时报：有没有一个梦想，这样一直写下去，今后要怎样？　　甫跃辉：(笑)我当时被保送读研的时候，面试，老师问我一个问题，你要写到什么程度？我总不能说写得很差吧，当时我就瞎胡扯，说要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程度，老师就看了我一眼。我是开玩笑似的就这么说了，人家那是世界超一流的作家，要达到那个水平，99.99%是不太可能了。我说的不是名利上的追求，而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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