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除了“华夷之变”式的江山易主,中华几乎从未像蒙古帝国、大英帝国那样、有效征服、统治、领导过外部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汉朝对待南越和对待匈奴的不同态度上,即可管窥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
南越与匈奴,一南一北,皆属西汉邻国。但汉朝对他们却采取了一软一硬不同的政策方针。
世所共知,汉之中国对待匈奴,采取的是“用女人换和平”的和亲政策。汉初,匈奴困高祖刘邦于平城,七日才解,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皇帝被强大外敌吓着了,战战兢兢将本民族女人敬献出去,开了“拿女人换和平”的先河。从此汉代的执政者,对于匈奴这样的强大外敌,都无限热爱起了和平。就连后代讴歌的“二世祖狼”汉武大帝,也在对匈奴作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沿用了这一“省事的政策”。
如果说汉朝对待匈奴的外交有些窝囊,那么,在南越的问题上,他们却是找回了大汉不少颜面。
汉朝对待南越的政策,完全是另一番“我主沉浮”的架势。
南越国早于西汉一年建立,西汉开国于公元前202年,南越国始建于公元前203年,建国者系秦朝平定岭南的将领,后任南海郡下属龙川县令的赵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赵佗趁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天下大乱之际,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实力雄厚。
赵佗之南越国,在越南史书上称为赵朝,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但在西汉眼里,对南越国,却始终没有当作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国家来对待。
南越国在刘邦之汉时,年年上贡,明确汉为“宗主国”,自己为“藩属国”。但到了吕后时代,因为吕后没有丈夫大气,南越国与汉中央朝廷交恶,吕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禁止南越国周边的诸侯国与南越国进行盐铁贸易。
不甘受气的赵佗遂自立为南越武帝,与汉朝廷分庭抗礼。吕后有能力惹事没能力平事,这反倒成全了南越,南越国势遂在此时代达到最强盛,闽越、西瓯、骆越曾一度舍汉朝而认南越为宗主国。公元前179年,吕后死,汉文帝刘恒即位,舍弃吕后使用失灵的“大棒”,而向南越国递出“胡萝卜”。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这“软刀子”进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赵佗去除帝号再归汉朝,仍称“南越王”。
公元前137年,百岁高龄的赵佗去世,南越国进入乱世,南越国相吕嘉杀了归汉派南越王赵兴,与中央朝廷抗衡。此时大汉正是汉武帝时期,好战的武帝二话不说,兴兵伐越,传国五世,历时93年的南越国于公元前111年灭亡。
南越国亡的标志是被汉朝接管,成为汉朝的行政管辖区域。
同是邻国外患,汉朝为什么对匈奴忍让、对南越痛下杀手下?
除了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因素,核心一点,是出于汉朝对邻国的定位。
匈奴在汉朝眼里,是个纯粹的夷狄之国,不能与汉朝融为一体,所以汉军作战失败之后,采取了和番的政策,换得了边防的稳定。
而南越则不然。历代汉帝,始终把南越视为汉朝的“外延”。无论南越国的态度如何,汉朝对待南越,自始至终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定位,藩属国的国主须有宗主国任命,宗主国对藩属国具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和实际上的监管权,宗主国有主权,藩属国有治权,一种高度自治的归属关系。至于藩属国的内政,一切大政方针完全不必遵循宗主国的政策,怎么搞是自己的事,可以说是古时候的一国两制;但是,如果出现悖逆、叛篡这样的情况,宗主国就有权派遣维和部队对藩属进行接管整顿。
从汉朝对待两个邻国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传统外交的思路:统抚并举,怀柔远人。
对待匈奴这样的夷狄,以“安抚”为主;对待南越这样的邻邦,则是以“统”为主,但在相安无事的情况下,统而不治,如果发生了公然对抗的事情,则一举吞并。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掀起多大的风浪、留下多少足迹,与对外的张力与意愿有关。汉朝存活下来的这种内敛传统外交,慢慢形成了一种“中国智慧”。那就是讲究“阴柔胜阳刚”,拒绝“硬碰硬”。
阴柔权谋,在过去的中国是当作一门“艺术”来欣赏的,当阴柔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一个民族的肌理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人人以“消耗”、“暗斗”为能、而不讲究“直来直去”、“速战速决“时,则阴谋无所不在,逆淘汰四处横行。
中国阴柔术最以为得计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无论是武术界还是政界,绝不硬碰硬。如此,问题就来了:
一个从不硬碰硬的官员,到了非硬不可的时候,是否还硬得起来?当形势逼得你必须硬碰硬时,当时间不允许你“机变”时,你是否张皇失措,采取阴柔最后一招:做个缩头的“忍者”呢?
谈到阴柔,后人总是津津乐道先人汉化外族之功。关于古代汉人同化外族的阴柔之功,我以为应属“精神胜利法”的一种。清兵入关,接受汉化,但可曾改变满清权贵统治压迫汉族的格局吗?这好比一个家长向家丁学门手艺,但主与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作为师奴,有何沾沾自喜?
没有骨头的人物所表现的“机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
有时我们所欣赏的,正是我们的劣根性。阳刚者,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阴柔刚好相反。可以被金钱所收买,可以被武力所吓倒,又可以被富贵所侵蚀。
阴柔注入中国官员的血液里,使他们全面“阴阳人”化。在政坛上,表现为激烈的内耗,在对外军事上,不敢正面交锋。阴柔一旦被一个民族崇尚为一种力量,注入民族血液中,则整个民族“纯爷们”难觅,整个国家在世界公开的硬碰硬擂台上,难现“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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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