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大的要服众,做事情一般得一碗水端平。身为东北王,张作霖当然懂这个道理。但在有件大事上,他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两个同样拿枪反叛他的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一个再度起用,一个枪毙还暴尸三日,并把陈尸照遍发全军以儆效尤。
前一个,叫汤玉麟。
这人是“老帅班底”的台柱子,曾和大帅在一口锅里吃饭。当年老张还没混出名堂的时候,两人是道上的兄弟,患难与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有多铁?这样说吧,有时候甚至超过亲缘关系。这样一个汤玉麟,为什么造起张作霖的反?
从根子上说,是张作霖地位变了,治理方式也随之变化。当上奉天督军之后,张作霖不再是过去的张作霖,他懂得“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绿林老一套不行,决定起用“文治派”。这样一来,以前的老伙计(可称之为“绿林派”)不爽了,总觉得以前潇洒自由惯了,现在要受各种规矩约束,浑身不自在。久而久之,“绿林派”产生了更悲观失望的想法——张大哥重用“外人”,是要抛弃“老人”的节奏。张作霖为了说服老伙计们,一个劲儿强调这是为了大家长远的利益,要兄弟们理解。
可是,“绿林派”兄弟一般头脑简单认死理,哪有那么容易理解大帅的苦心。这不,一根筋脑子没转过来,有人反了,这人就是汤玉麟。结果,汤玉麟败了,被打得只剩200人。对叛徒,按照张作霖的一贯做法,那必须得杀掉,以免有人继续效仿。但是,张作霖饶恕了汤,重新安排了职务。
后一个造张作霖反的,叫郭松龄。
这是小六子推荐的,大老张并不了解,但首次见面就给了2000大洋的安家费。郭松龄当然感激张家,但这人是个另类,把什么政治啊信仰啊放在道德恩情之上,觉得大老张过时了,声称只是造张作霖的反,不是造小六子的反。郭松龄的反叛一度让张作霖处于险境,大帅府灯火通明,汽车都不熄火,准备随时开溜。好赖小六子等人把郭松龄摁住了,平息了这场武装暴动。张作霖从道德上看郭松龄“窝里反”,认定这小子郭没良心,忘恩负义。当时,《盛京时报》上有副对联很能反映张作霖这种心情:上联是“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
回到开始的话题:同样是起兵反对自己的叛徒,张作霖的处理方式为什么截然相反?
2个字——感情,张作霖是在用感情处理这两件事。汤玉麟曾是一道出生入死的兄弟,关键还救过张作霖的命,如果这次把汤杀了,确实有违良心,背后估计也有人戳老张的脊梁骨,说他杀恩人。所以,张作霖放了汤玉麟一马。但对郭松龄就完全不同了:张作霖与郭松龄并无深交和私交,主要看郭松龄能干,又买小六子的面子才用郭,对郭也不错。所以,郭的反叛令张作霖十分愤懑:我对他这么好,居然起兵反我,要是不杀掉,以后我对其他人好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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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