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潮与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二十四品”编后

　　文化是什么？尽管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相比于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忧患文化危机的时代，其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给了中国人自信心。这样的自信是一种动力，促使当下的中国人重新重视、审视、发掘我们的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官方、学校、民间都在宣传、讲授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一股文化热潮。但是，当一种潮流出现的时候，就必须对潮流的发展与走向有所反思。不容讳言，当下的文化热潮中，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被“俗讲”和“曲说”了的地方，这里有知识的缺陷，有功利的用心。因此，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何理解它的精神，如何传承和创新，成了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和责任。

　　我们当下使用的“文化”概念，更多的是西学中的概念，西方的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当代新兴的文化研究理论。长期的建构、反思、深化文化研究，为西方的文化战略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学术资源。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文化理论还缺少自家清晰的学术面目和具有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特别缺乏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学著作，大多是重复编著式的文化史、文化概论或经典导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进入近现代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端于20世纪初，形成了宝贵的学术基础和学术传统，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断和流播海外，这些思想学说一直到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才被学界重视，回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讨论的场域之中。因此，对其进行梳理、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学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前提和起点。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一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围绕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展了一系列的论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几个主要枝干。如果简单地梳理一下，可以概括为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财富史”等。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发轫之时。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已经按照西方的学术分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展示了中国文化具备的与世界文化相同的各种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1种，堪称代表性的工作。

　　所谓“国学”也应该纳入文化史学的范畴。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设国学讲习会，提倡国学。其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学的概念受日本近代学术的影响，但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国学更多地以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作为学术体系，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二是在中国积弱的历史时期，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具有社会号召力。但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被注入了不同的理解和内涵。但是，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最早撰写《中国文化史》的中国学者柳诒徵提出了中国文化史学的价值取向：“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后来钱穆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时也宣称：“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不离事言理，探讨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

　　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的文明形象在许多东方知识分子眼中破灭。此时的梁启超宣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并将这个系统向外扩充，让全人类都得着它的好处（《欧游心影录》）。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和文化潮流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其中，梁漱溟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前者从文化类型比较的角度提出西方、中国和印度代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种趋向。即，西方重视人与物的关系，纵欲而世俗，选择向前的趋向；中国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抑欲而道德，选择调和的趋向；印度重视人自我身心、生死的关系，禁欲而重宗教，选择向后的趋向。后者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

　　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引进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为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3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出版）；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等。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还有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以及如何规划文化发展，实现文化调适和文化自主的问题。所以，文化史学应该突破传统的中国历史的范围，进入东亚、世界的历史视野；文化哲学应该突破以新儒学为主干的义理框架，不仅熔铸中西，还要陶冶百家；文化人类学或社会文化学不仅要研究中国的乡村，还要研究中国的都市和不同的人群，更要有比较文化学和文化战略学的开拓。

　　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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