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有三样东西不愿碰, 让人敬佩!

人的一生由于经历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不同所形成的三观也天差地别，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作为我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一生也有三样东西不愿意触碰，是哪三样东西？

第三呢就是钱。

或许你会觉得毛泽东肯定不会有多少钱吧，其实毛主席是很富有的，怎么说呢？毛主席有一笔收入很可观，那就是稿费。

毛主席的书受到全国欢迎，在国际上也很有知名度因此他的稿费也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过手这笔稿费而是将这笔稿费交给了真正有需要的人，用来扶危济困。XLW

胡耀邦曾感慨地说：“主席的这个本事，少奇同志没有，总理也没有，我更是一辈子也学不会。”

胡耀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年轻有为，小小年纪就声名鹊起，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笑着说：“你说这么多，都把我听糊涂了。军事没那么复杂，其实就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接着，毛主席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政治？

胡耀邦吸取了刚才的经验，没有再引经据典，而是从理论上阐述了政治的重要性、复杂性。然而，毛主席还是听得不是很满意，最后打断他说：“其实政治也没有那么复杂，还是两句话——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后来，胡耀邦感慨地说：“这就是主席的伟大之处，一个看起来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却能用几句话就说明白。主席的这个本事，少奇同志没有，总理也没有，我更是一辈子也学不会。”

其实，胡耀邦很早就见识过了毛主席的这个本事。

那是1927年9月，12岁的胡耀邦正在文家市高小上学。有一天傍晚放学后，胡耀邦听说学校操场上有部队开会，就跟几个同学去看热闹。

请注意，这支部队就是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一些别的起义军，共一千多人，正准备转移。

那天，毛主席把胡耀邦叫去，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报告吗？”

这个时候的胡耀邦，已深知毛主席的性格，所以没有再长篇大论，而是只说了一个字：“敢！”

毛主席又问：“你敢跟知识分子谈话吗？”

胡耀邦仍然是一个字：“敢！”

毛主席大笑，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

这就是毛主席的风格，简单，干脆，不拖泥带水，一句话直接中的。

当然，这样的风格也离不开毛主席深厚的知识储备，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一眼就看清事情的本质，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来，这样的能力，实在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XLW

1987年1月初的学生活动，给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对胡耀邦做了批评，胡作了自我检查，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xx和王xx（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xx，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xx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刘源也整理了父亲刘少奇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中，有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刘源。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彼时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这，是当时刘少奇孩子们的心境。

从“黑帮子女”变成高干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是非后人断

去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黄峥说，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文中，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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