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 流淌在两千五百年的时光里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流动的文化。如果说长城意味着防御和守护，承载着金戈铁马的豪情，那么大运河就意味着沟通与融合，寄托着天下一统的期盼。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响应中央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省作为运河遗产最丰富的省份，定下“努力打造最繁华、最精彩、最美丽的大运河江苏段”的目标。今天，请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访大运河江苏段无比丰富的运河遗产和它充满传奇的前世今生。

一条河，成为南北融合的战略通道

晴朗的冬日，记者驱车来到扬州古运河边的大王庙，大殿里的神龛上供着两尊峨冠博带的神像，他们并肩危坐，目光投向殿门外一条流淌了2500年的古运河。

这两尊像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和西汉时期的吴王刘濞，他们的结局都是身死国灭，但都对扬州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夫差开凿邗沟，挖下了修建大运河的第一锹，也奠定了扬州作为运河重镇的基础；刘濞凿茱萸湾沟通泰州盐业基地，带来了扬州的繁荣。因此厚道的扬州人为他们立庙祭祀，而不以成败论英雄。

“古邗沟是中国大运河生长的原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告诉记者，当时夫差征服了今扬州地区的邗国，继而将这里作为北上争霸的桥头堡。利用天然湖泊开挖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左传·周敬王三十四年》：“吴城邗，沟通江淮。”仅仅7个字，使邗沟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

与此同时，为了征讨劲敌楚国，夫差命伍子胥开挖沟通太湖与长江的胥溪运河，此后又开挖了阖闾运河、丹徒运河、胥浦运河、百尺渎等，形成了最初的运河交通网。

运河就像一棵幼小的树苗，一旦在江苏大地上扎根，就随着王朝的更替不间断地生长，直至长成参天大树覆盖在中国东部广袤的土地上。

今天，我们审视并探究这一庞大的人工运河体系时，一个问题会浮现在脑海：我们为什么需要大运河？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李德楠长期研究大运河，他说，修建大运河首先是地理需要。中国地形总体为西北高、东南低，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都是由西往东汇入大海，因此沟通南北的河流只能依靠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从社会发展来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客观上也要求依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来建立南北融合的战略通道。隋朝统一中国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沟通南北的内陆运河体系，这一体系又被后来更强大的唐帝国所继承。自那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却逐渐南移，对于一个大一统王朝来说，南北权衡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

出于这个考虑，元世祖忽必烈克服了黄河改道等自然条件带来的巨大改变，将大运河改造成直接连接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完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

时至今日，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个地级市。大运河申遗确定的58处遗产点分布在27座城市，江苏省以6个城市拥有7个遗产区、28处遗产点入选，成为运河遗产资源最密集的省份。“起源最早、段落最长、网络体系最完善、沿线城市最多、运河文化最完整”，贺云翱教授这样总结大运河江苏段的特点。

对于60%的人口沿运河而居的江苏来说，作为国家命脉的大运河记录着千年岁月里漕运的辉煌，启迪着这个运河大省未来的发展。对于运河两岸的人们来说，这条大河更流淌着最深沉的乡愁，“不是生母，便若乳娘”，运河是沿线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一条河，曾经供养帝国的中枢

公元786年4月，身处皇宫的唐德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是饿着肚子的。安史之乱后国家凋敝，关中仓廪已空，南方漕粮未至，朝野一片恐慌，禁军甚至放出话来，吃不上饭就要哗变，急得皇帝和太子相拥而泣。山穷水尽之际，皇帝接到奏报：韩滉押运东南漕粮3万斛到了三门峡。皇帝欣喜若狂，竟然抛开仪仗，一溜烟跑到东宫对太子大呼：“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史料记载，那一年新麦成熟后，有粮食可以酿酒，街头出现醉酒之人居然被当成祥瑞。

从隋炀帝凿通大运河千年以降，漕运一直是中华帝国的命脉所在，所以运河又被称作“漕河”。大运河流向帝国的心脏，供养着帝国的中枢。伴随着粮食运输而产生的交通、经济、移民、商贸和税收，深远地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安定。

漕运规模在唐代大致为200万石，宋代600万石，明清400万石，宋代的最高峰曾达到800万石。江苏既是鱼米之乡又是漕运枢纽，在漕运史上举足轻重。在唐代，唐高宗规定，江南漕船每年2月在扬州集中，编队向洛阳进发，正常情况下，漕船运粮到洛阳需半年；宋代在常州设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每年漕米分别运到仪征、扬州、淮安和盱眙的转搬仓，待三四月运河水涨时再运往首都汴梁；元代漕运主要依靠海运，南方的指挥中心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在苏州，而海运的起点则是太仓刘家港，最快十多天就可抵达天津进而到达北京积水潭。

到了明清，整个漕运的指挥调试中心——漕运总督公署就设在淮安。今天人们在淮安市淮安区标志性的镇淮楼旁，仍能看到总督漕运部院遗址，地面上巨大柱础曾经支撑起庞大的府署建筑，从这里发布的命令曾经关系着京师的繁荣稳定，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其中5000万两通过漕运实现。在明清鼎盛时期，这处3万平方米的建筑掌管着1800公里的漕运，节制江浙鄂赣湘豫鲁7省，调遣1.2万只漕船和11.2万漕军，其管理的清江漕船厂是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基地，船厂绵延23里，工匠6000多人，历时近400年；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明清时期的常关税居全国首位，有“天下第一关”之誉……

大运河不仅是漕运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大动脉。南方的丝麻、棉布、茶叶、笔墨纸张及北方的红枣、胡桃、芝麻、麻油等经它运输，出口的瓷器、丝绸，进口的珠宝、香料也经过它运往海港、内陆以及丝绸之路。这条人工河在经济上进而在思想上把中国南北牢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使得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外国侵略者也知道漕运的重要性。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投入了战争以来的最大兵力攻占镇江，阻断漕运，远在欧洲的恩格斯也看出英国人是为了“夺取这条重要水道，置北京于死地，逼迫清帝立即讲和”。果然，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如同被扼住咽喉一般瘫软下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在书信里写道：“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运河口去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

漕运的结束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同步。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截断了漕运，清政府被迫将南方漕粮折银征收充作军饷，火车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也逐步替代了古老的漕运。

1904年清政府撤废漕运总督，漕运历史就此终结。7年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王朝连同整个封建社会土崩瓦解。

一条河，繁荣了城市也淹没过城市

江苏高邮城西，镇国寺塔下河道中，北上和南下的货船一艘接着一艘，井然有序，这“舳舻相接，帆樯栉比”的繁忙景象，已持续千年。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的英国外交官约翰·巴罗，面对着大运河发出浩叹：“大运河，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内陆大航道。我可以保证说，论大小，我们英国最长的内陆航道与这条横越中国的大干线相比较，犹如花园鱼池之对威南德麦尔大湖。”直至今日，大运河江苏段仍全线通航，每年货运量4亿吨，相当于11条京沪高速公路或者17条京沪铁路的满载运输量，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淮安清晏园在清代是河道总督的驻地，也是中国运河史上惟一保留下来的官宦园林。清晏园的园名取于“河清海晏”，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想。清代财政的10%—20%用于治河，经手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油水自然不少，近2000公里的运河哪里出点问题都会京师震动。展厅中列出清代历任河道总督的名字，260年间多达88位，平均3年不到就换一任，很多人被撤职、查办甚至是死于任上，可见河道总督这个差极不好当。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署官员贪污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时任总河高斌和副总河张师载被就地免职，当年9月铜山县河决，皇上震怒，下令将高、张二人连同当地的知府、同知押到河决处问斩。按第一道圣旨，先斩知府、同知，再看第二道密旨，才知道高、张二人只是陪斩，最后的决定是让他们戴罪立功。但二人已吓得昏死过去，只好等醒了再宣旨。经历这场精神摧残，高斌第二年就意外死于治河工地。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运河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可以说，水运决定了古代城市的兴衰，大江大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铁、飞机和高速公路，运河沿线的城市因此而兴盛。明代最繁荣的15座城市中，有10座是运河城市，包括今天苏州、扬州、淮安等江苏城市。

有城市因水而兴，就有城市因水而灭。淮河边的泗州城从唐代起一直是漕运节点、水陆都会，明代又在此修建了明祖陵，每逢大祭天子群臣、皇亲国戚前来祭祀。然而黄河夺淮后，泥沙泛滥，为保证漕运，洪泽湖水位被人为抬高，成为悬湖，泗州城从此水患不断，从万历年间起平均3年就遭遇一次水灾淹城。康熙十九年（1680年）汛期，黄、淮大水，泗州城一夜之间被洪水淹没，并迅速被泥沙掩埋，此后州署衙门在防洪堤上搭棚办公97年，却始终没有见到古城浮出水面。

细翻史料，有关大运河开凿、改线、建闸、修堰、筑坝、造堤、疏浚的记载数不胜数，它的成长故事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条河，见证古人的智慧与伟力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祭拜过东岳泰山驻跸山东郯城时，皇帝本打算到曲阜拜谒孔庙，却突然接到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他立即改变行程，先南下巡视河工。

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运河沉静而平稳，让人难以想象历史上的惊心动魄，然而每一股细流都无声诉说着中国古人世代的勇气、决心、智慧与牺牲。”这种精神固化在运河沿线的堤、坝、堰、闸、码头、桥梁等水利工程中。

这些水工设施，有些风光旖旎，例如苏州的宝带桥。该桥始建于唐代，当时太湖水注入澹台湖时形成水流湍急的大水口，船行危险，苏州刺史王仲舒决定修一座桥，既方便纤夫拉船，又使水流畅通，他在筹款时带头捐出玉带，桥因此得名。经历代重修，这座300米长的多孔石桥已是运河上最美的风景之一；

有些设计巧妙，例如从北宋起即采用复闸工艺的镇江京口闸。因为长江水位低于运河，船从长江进入京口闸后，要通过五道闸门四次注水，像爬台阶一样逐步抬升，进入运河。这种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和长江三峡等水利设施的通航中使用。

而位于淮安的清口枢纽（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是整个大运河的咽喉枢纽），既集中国古代水利工艺之大成，又见证了古人与黄河400年的抗争。没有人能在地面看到完整的清口枢纽，因为它占地50平方公里，包括水利遗存53项；看清口演变图如同看一团乱麻，短短几年间黄河就会改道，水利工程不得不废旧建新。黄河就像一匹野马在淮安清口恣肆决荡，追不上、抓不住、治不服，反而不断淤高清口，威胁通航。明代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提出治黄方略，即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简单说，就是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堤坝防止水泄，以抬高洪泽湖水位，借助高水位形成的湍急水流冲刷清口泥沙，以保障运河畅通，清口枢纽就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建设的。

在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小东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淮安市市区北部的御坝村。这里紧贴黄河故道，当年的顺黄坝是清口枢纽的重中之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亲手打下第一桩，拉开了清代治河的大幕。“在这里，黄河的泥沙淤积深达六七米，淮安、宿迁和徐州地区也是这样，可见黄河的破坏力有多强”，祁小东说。淮安市博物馆曾在顺黄坝5平方米以内的地层中出土了上万枚古钱，包括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还有日本和越南的。中国古代很重视祭祀河神，康熙6次南巡，每次经过清口总是先祭祀河神庙，乾隆年间还有在决口中撒钱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这是祭祀河神的遗迹。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而大运河的漕运路线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近2000公里的长度里，且不说中途的山川丘陵，仅终点华北平原就比江苏所在的长江三角洲高出约40米。修建这样的运河，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过，中国古人做到了。以清口枢纽为代表的沿途水利工程，见证了古代中国人驾驭大自然的智慧、技术和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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