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之谋：一场胎死腹中的伏击战改变了两代汉军将领的命运

马邑之谋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策划的一场针对匈奴单于主力的诱敌伏击战。此战在汉匈交战史上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一方面是西汉朝廷从此改变了从汉初白登之围后和亲政策和防御政策，转而开始采取主动反击匈奴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以韩安国和卫青为代表的汉朝两代将领的命运转折点。

马邑之谋

马邑之谋的经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开始掌握大权。一直坚持汉初休养生息国策和和亲外交政策的西汉王朝迎来了一个历史拐点。一直试图彻底消除匈奴威胁的汉武帝开始转向强硬。

公元前134年，匈奴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官居大行令的王恢提议拒绝和亲并开始打击匈奴。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兵强马壮，应该继续坚持和亲政策。最终鉴于朝中大臣都支持和亲，而且汉武帝本人仍有一定顾虑，于是汉武帝选择继续和亲。但是此次讨论是汉武帝对匈奴转向强硬政策的开始，而王恢则被汉武帝认为是强硬派的将领受到他的关注。

公元前133年，马邑有个商人聂壹找到王恢，提议由他去引诱匈奴单于入境马邑，汉军则集结重兵设伏，以优势兵力伏击没有防备的匈奴单于，期望一举解决匈奴问题。王恢听后立刻向汉武帝报告，并提议按聂壹的计划实行。但是韩安国却再一次提出反对，他认为即使采用伏击方式仍然胜负难料。可是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早就有打击匈奴的想法，此前是一直没有好的机会，此次伏击计划正是汉武帝急切盼望的机会，于是这一次汉武帝没有妥协，他采纳王恢的提议，准备在马邑伏击匈奴单于。

同年六月，汉武帝集结30万大军，由韩安国统领，麾下有李广和公孙贺等将领，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埋伏。另遣王恢和名将李息领兵三万出代郡，准备伺机截断匈奴大军的退路。

一切准备就绪，马邑商人聂壹则以经商为名，见到了匈奴的军臣单于，向他说自己能斩杀马邑县令，然后开城投降，马邑的牲畜财物全归匈奴。军臣单于垂涎马邑的财富，因此对入侵马邑的计划表示同意。随后派人与聂壹一起返回马邑准备作为内应。

聂壹回到马邑，与县令密谋，将一名囚犯斩首，并将其首级伪装成县令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之上。随同聂壹潜入马邑的匈奴探子立刻回报军臣单于内应计划成功。得到消息的军臣单于立刻率领大军向马邑开进。至此汉武帝等人筹划的马邑伏击战似乎就要成功，匈奴单于主力即将被围歼。

但是汉朝的伏击准备做的太“到位”了，军臣单于率领大军到达马邑附近，发觉沿途有牲畜但却无人放牧，于是引起军臣单于的警觉，他命令部队转而攻击一个小哨所，俘获了一名下级军官，在匈奴人的威胁下他将汉军的伏击计划全部说出。君臣单于听后立刻率军撤退。

而此时准备截断匈奴大军后路的王恢，在发觉匈奴大军回撤之后，感觉无法孤军阻挡匈奴单于，于是选择放弃进攻，任由匈奴人撤回草原。而一直在马邑准备伏击的韩安国所部，过了约定时间也没有等到匈奴大军，只好率军出击，结果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找到。

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就这样胎死腹中，年轻的汉武帝在他第一次和匈奴的交手中铩羽而归。心中充满失落和愤怒的他在事后处死了提议进行马邑伏击却在战场上放任匈奴单于撤回的王恢。而战前主张不进行伏击的韩安国则继续留任，并且成为丞相的候选人。如此看来，马邑之谋失败之后，主战派的将领受到重挫，而保守派的将领则继续身居高位，似乎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又要回归到老路上去了。

汉武帝

汉匈战争的分水岭

事实上马邑之谋之后匈奴与汉朝关系的已然破裂，双方进入敌对状态，匈奴人对汉朝展开疯狂报复，不断的袭扰边境。而汉武帝并没有因为马邑之谋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也没有因为匈奴的报复而被吓倒，这反而更激发了他对匈奴发动坚决反击的决心。但是他也由此进行了反思，既反思了过往与匈奴的作战方式，也思考了汉军将领的优点与缺点。

防御作战的被动性：汉初自汉高祖刘邦白登被围之后，鉴于匈奴骑兵的凶猛和高机动性，再加上秦末动乱，初建的汉朝国力孱弱，于是对匈奴一方面采取和亲政策安抚，另一方面在边境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即集结兵力在边境以城邑为核心进行防守，匈奴一旦入侵，就将周边百姓迁入城邑，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保护边境，匈奴如果攻破了城邑，则只能任由匈奴抢掠而回，如匈奴无法攻破城邑，则自然退兵，而汉人则继续出城过原来的生活。这样的防御性作战方式，在汉初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确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边境安全，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即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匈奴一方，更关键的是几乎对匈奴没有任何打击作用，敌人来去自由，打的赢就带着大批抢掠的人口、牲畜、财富满足的回去，打不赢也可以在周边小规模抢掠破坏一番安然退回。长此以往，只会益发刺激匈奴南下寇边欲望，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高回报、低风险，这样的“买卖”匈奴人当然乐此不疲。

汉军将领的优劣：翻阅汉初的史书，总体上看汉军的将领能力和素质都还不错，基本上能做到恪尽职守，英勇作战。当然这与汉朝对将领作战表现的法令较为严格有一定关系。但是汉初任用的将领比起后世总体上看仍然是称职的。受制于汉初无为而治和防御性作战的总体战略，这些汉军将领的作战思想是以防御性为主的，力求依托城邑的防御工事守住城池，打击匈奴基本上仅限于敌军攻城时的杀伤，主动反击匈奴的情况非常少。其次对于步兵的使用较为娴熟，骑兵只是作为辅助兵种使用，面对高机动性的匈奴骑兵缺乏应对办法。

如此以来，汉武帝决心改变原有的作战方略，改防御作战为主动出击，即使伏击战都不再进入汉武帝考虑的范畴，因为伏击战的方式一是对高机动性骑兵为主的匈奴军队较难奏效，另外其本质仍是防御作战的一种进化。汉武帝要的是彻底的摒弃防御作战思想，转为坚决的主动进攻。因此汉武帝决心从将领的重新洗牌来推动作战方略的彻底革新。

卫青与霍去病

马邑之围后汉军将领的更迭

因为飞将军李广的个人遭遇，许多人喜欢说文帝、景帝喜欢用老臣、老将，而汉武帝喜欢用新人和年轻将领。这句话其实颇有些冤枉汉武帝了，因为他从马邑之围后决心发起的汉军作战战略的变革，实质上是靠汉军将领的更迭来推动的。但是他的更迭绝不是以年纪为标准，而是以是否适应主动攻击的新战略为准绳，你能适应新战略就依然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反之则必然被淘汰。

程不识与李广：从程不识和李广两人的际遇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变化，虽然他们的命运分水岭在马邑之谋前，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汉武帝对将领的选择和使用倾向。程不识是汉初与李广齐名的将领，两人出身、地位、功绩均大体相当，都是长期在边境防御匈奴作战的名领。汉武帝即位之初，就调李广和程不识回长安宿卫，其目的既是可以从两位具有丰富的与匈奴作战经验的将领身上了解匈奴与汉军作战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考察两位年富力强的将领的能力。简言之，汉武帝是考察将来与匈奴作战的将领人选和方式。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花费了不小的篇幅描述了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和作战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程不识是典型的汉初防御性将领，行军作战一丝不苟，作战时也是队形严整，风格稳健，不会大胜亦不会大败。而李广则明显带有草原游牧军队的习性，而且对骑兵的使用也更有心的，有一定的野外作战能力。因此在汉武帝亲政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与李广齐名的程不识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在征战将领名单中。而李广则因为其有一定的主动攻击性却依然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在马邑之谋中，李广就在马邑伏击的主力部队中。

马邑之谋失败后，以韩安国为代表的保守派或者防御作战思想为主的将领开始被汉武帝逐步淘汰更迭，而具备主动进攻属性的将领如卫青等开始成为汉军的主将。韩安国在马邑之谋后的确仍然身居高位，甚至一度被汉武帝作为丞相候选人看待，但是韩安国在对匈作战中的存在感无疑越来越低。公元前129年，匈奴再次南下，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主动迎击匈奴军队，此战韩安国就没有出现，要知道在马邑之谋中，韩安国可是统帅30万大军的主将，仅仅4年之后，依然身居高位的韩安国就失去了参战资格。此后随着卫青在主动出击中获胜，韩安国就愈发不受重用，并被派往渔阳驻守，结果又因轻信匈奴俘虏的供词，遣散军屯士卒，结果被匈奴人击败。汉武帝干脆将他调到更东边的右北平驻守，失意的韩安国在几个月后郁郁而终。

同样的在马邑之谋后被汉武帝认为可以适应主动进攻战略的李广，也开始暴露他在主动进攻战略中的不足和不适应。公元前129年的四路出击，李广就是其中一路，足见汉武帝不是盲目的以年纪大小决定用人，至少在当时他仍然重用李广，可惜在这次出击中，李广被匈奴击败被俘，虽侥幸逃回，却被废为庶民。后来李广被汉武帝重新启用，再次到边境驻守。公元前123年，李广被重新调入野战部队，随同已成为大将军的卫青出击匈奴，结果又一次苦战无功，还和匈奴人拼的几乎全军覆灭。从此汉武帝彻底认识到李广的主动进攻性仅仅限于边境附近攻击半径不长的范围内，出击范围再长一些他的部队就容易失去方向，于是李广也从汉武帝的武将名单中逐步淘汰。公元前119年的汉匈主力决战，实质上是李广在汉武帝面前求来的作战机会，并非汉武帝的主动安排了。

从韩安国、程不识、李广等人的经历来看，汉武帝在马邑之谋前后就着手了对汉军将领的考察和更迭。马邑之谋的失败更促使汉武帝加快了将领更迭的步伐，韩安国和程不识这样的保守派将领被逐步弃用或者放归地方戍守。而卫青和李广这样能够适应主动进攻的将领则受到重用，但是李广的情况又较为特殊，他仿佛是介于进攻派和保守派将领之间的过渡风格的将领，在文景时期他的进攻性过强，因而虽受到重用，但却与总体作战格局显得格格不入。到了汉武帝采用主动进攻战略时，却又因攻击性不足逐步被其他攻击性更强的将领取代，“李广难封”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吧。总之马邑之谋的失败，不仅开启了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主动作战的大门，同样的也开启了汉武帝对匈战略和作战方略的革新，最后也决定了汉朝两代将领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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