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件影响中国前途的大事发生,科举制度被废除。但关于废除科举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两派观点截然不同的朝中大臣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论,所涉及的也是当时最有实权的人物。
科举制度到了晚清时期暴露出它的严重弊端,偏离了为国选才的初衷,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建议朝廷废除科举。不过,对于这种颠覆传统礼制的做法,占据主流的保守派坚决反对,朝廷对此犹豫不决,一时难下定论。
庚子变乱之后,列强在议和条件中,将废除科举作为条件之一。1901年,清廷做出了新政的姿态,在科举制度中增加策论、中外政治等内容,并废除八股,停止武科考试,又命新科进士到京师大学堂学习。当年,南方各督抚联名上奏,请求进行科举改革,但中枢对此有较大的意见分歧。
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荣禄对于科举改革并不积极,因为在荣禄看来,他并非是科举出身,如果支持废科举,那么会给人落下口实,认为是掺杂了个人感情。军机大臣王文韶则坚决反对废除科举,他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位军机大臣瞿鸿机支持废除科举,但孤掌难鸣。
此后三年,废除科举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最终在中枢的反对下未能形成任何有效行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上奏,认为虽不能废除科举,但应该有所变通,分科递减,即将科举录取名额递减,让天下士子入学堂读书。袁世凯对废除科举十分积极,比张之洞显得更为急迫,这其中确实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袁世凯科举之路屡屡受挫,后来弃文从武,他对于科举素无好感,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对西方新式学堂有较多的了解。而从实际利益上来看,废除科举之后,他手中大量的新式学堂出身的北洋人马,正好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两位实权派总督的联名上奏,引起了慈禧的重视,她和中枢商量,军机处之中仍然分歧严重。但三天之后,荣禄去世,奕劻补入,导致了军机处人事发生变化。五月,张之洞入京,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试图减少科举录取名额。
张之洞入京时,慈禧看到他满头白发,不由想起张之洞二十六岁时参加殿试,由慈禧亲点为探花,那时还是少年峥嵘,此时已是白发老翁。回首往事,慈禧竟不能自抑,泪流满面。张之洞跟着老泪纵横,此次召见竟未发一言。
荣禄死后,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张之洞分析奕劻虽不会公开表态支持废除科举,但也不会阻碍,最大的阻力便是王文韶。因此,拉拢奕劻、瞿鸿机并争取王文韶改变态度,成了张之洞的当务之急。
内阁中,张百熙、孙家鼐是支持张之洞的。为了取得王文韶的支持,张之洞作了一定让步,在奏稿中加入了妥协内容,如规定新式学堂推行六年后,若不能根除科举流弊,也无法培养人才,则恢复科举制度。并反复声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用。
到了九月,荣庆担任军机大臣,他更偏向于变法,因此也增加了科举变革的力量。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荣庆、张之洞、张百熙,第三次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并增加了诸多科举停废后的善后措施。此奏得到朝廷批准,自丙午科(1903年)起依照奏章办法递减科举录取名额。
此时,京城中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文韶被罢职。据说是瞿鸿机联合袁世凯将他赶出了军机处。为此,军机大臣鹿传霖开始转变态度,不主张立刻废除科举,但可以缓慢进行改革。同时,还有不少人上奏请求恢复科举。
保守派发起反击,以图恢复科举的努力,在当时是不具现实可能性的,朝野上下大多已认识到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的迫切性了。面对反扑的声音,为了避免功亏一篑,袁世凯提出了更狠的主张,他主动出击,请直接废除科举,而不是逐渐递减科举录取名额。
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六名大员联名上《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认为如果按照递减名额的做法,要二十年后才有效果。要挽救时局,富国强兵,就必须推广新式学堂,要推广新式学堂,就必须立即废除科举。
八月初四日,清廷决定自明年起废除科举。虽有分歧,但军机处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客观地说,废除科举制度顺应了时代发展,对于国家而言,是积极有利的。后来,袁世凯颇为得意,认为废除科举制是他一生干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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