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北宋年间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之一,其作者司马光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史学家之一。不过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并没有以某个朝代的建立为全书的开端,而是以历史事件“三家分晋”为全书的开端。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在学界有很多种说法,本文介绍的是相对比较主流并且本鬼也认同的说法。《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的主要原因以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的里程碑事件。
《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可见司马光对于礼法的重视。而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的巅峰。
而宋神宗也认为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全书开端是警示帝王注意“礼崩乐坏”的危险:“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
第二个原因是儒家的修史原则之一为“续传不续经”,既不能为经典写续书, 也不能与经典的内容重合。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亲自编撰的,是《资治通鉴》前影响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春秋历史。
正因如此,《资治通鉴》的开端如果早于鲁哀公十四年,那么《资治通鉴》的内容就会与《春秋》重合;如果以鲁哀公十四年为开端则是直接写续书,都不符合儒家“续传不续经”的修史原则。司马光是一个迂腐的儒家知识分子,不愿意违反“续传不续经”的原则。
于是司马光将《资治通鉴》的开端定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的“三家分晋”,同时简单记载了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的“三家灭智”。这样一来,《资治通鉴》的内容既没有与《春秋》重合,也没有直接接着《春秋》写,但又与《春秋》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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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