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中国历史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在篡汉自立后，王莽推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综合性改革，史称“王莽改制”。其中的许多政策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如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禁止买卖奴隶、反对土地无限制兼并、推行均田制、实施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因此，他也被人戏称为“穿越者”。

这不禁让人脑洞大开：如果改制成功，这些看似超前的政策得以落实，中国历史会不会大不同?

可惜的是，王莽改制是压根不可能成功的：就算放在那个时代，这些措施也不新鲜，其中一些甚至是对汉武帝在位期间政策的借鉴;它们的本质，是封建帝国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即使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无法解决，至于王莽就更没戏了：他把事情想的太简单、改革的方式太儿戏，以至于脱离了人性，甚至违背了社会运行体系。

所谓的封建社会，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土地自然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封建统治的根本与生命线。

而对于强大的西汉王朝而言，围绕土地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直与其如影相随，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

众所周知，在西汉初年吕后直至文景时期，统治者采取了黄老之道治国。所谓的“无为”，并不是啥都不干，而是在政治上延续秦朝严刑峻法的同时，在经济上采取了任由民间“野蛮生长”的放任主义。除了全面开放山川水泽等自然资源外，还免除了名目众多的商业税，甚至还允许私人铸币。

纯粹的利益驱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成果不可估量，最经典的描述，就是那句我们熟悉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然而，我们大部分人没注意到另一面。

在放任主义下，民间资本肆意扩张，当初刘邦推崇的抑商思想荡然无存，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巨商大贾。

他们生活奢侈：“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利用资本结党营私、影响政治：“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或者“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直接替代了基层政府的职能。

此外，财富的自由扩张，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董仲舒写给汉武帝的文章里，提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文景之治后西汉王朝的巨大贫富差距。

由于失去土地，大量农民依附于地主、富商，沦为奴婢;同时，朝廷也鼓励人们用财物赎罪、免除徭役，这份福利最终沦为了富人专享。

简而言之，贫富差距悬殊、资本渗透入政治，是西汉初期无为而治的两大副产品。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强化皇权、以便开展自己的一系列雄才大略动作，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上文提到的社会隐患，他有以下几项动作：

迁徙富户。公元前129年，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将全国家产在300万贯以上的富户强制迁徙到关中的茂陵邑，目的正是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而这些富户抛售的土地田宅，则被朝廷低价收购，其后分给了无地的农民，由朝廷直接收租;

启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实行盐铁酒类专卖，推行均输、平准法。前者将之前被民间资本垄断的资源收归国有，后者控制了物价，避免商人囤积居奇。两项政策都增加了国家财富。

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稳定的“五铢钱”。此外，还曾发行“皮币”，即强迫藩王们用高价买朝廷制造的白鹿皮，本质上就是割宗室的韭菜。

以上举措，是汉武帝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在客观上也强化了皇权。

不过，对于董仲舒提出的“限制名田”的主张(即给每个人占有田地数量设置上限)，汉武帝并没有完全采纳，只是有针对性地限制了商人。毕竟说到底，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及其身边的宗室、功臣、官员以及其他裙带关系，这些人是统治的有力支持者。

此外，对于奴婢问题，汉武帝并没有针对性的举措。西汉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奴隶制的思维并未完全清除;同时，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朝廷本身也支持人们主动充当奴婢，为此提供了终生免除劳役、税赋的条件;“官奴”是中央的一项重要资源，从中受收获颇丰。

霍光执政期间，西汉朝廷再次回归休养生息的道路，多少修补了汉武帝奋战几十年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成长于民间的汉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西汉王朝达到了事业的巅峰状态，土地兼并也被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则可谓江河日下。自汉元帝起，豪强地主兼并之风再度盛行，外戚参政成风、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

不过，西汉朝廷并不缺少忧国忧民、有远见卓识之人。公元前7年，领尚书事师丹联合一些重臣向汉成帝提交了改革方案，重点就是打击土地兼并、释放奴婢、缓解贫富差距。根据他们的设想，应当限制所有人的私有田数量，不得超过三十顷;每人拥有的奴婢也不能超过三十人。

这其实是对当初董仲舒提议的继承。然而，由于外戚权贵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很快就胎死腹中。西汉王朝也随之“越陷越深”，朝野厌汉情绪愈演愈烈，出身外戚、却以模范儒生形象示人的王莽最终篡夺了政权。

被士大夫们视为时代救星的王莽称帝后，立即着手开展自己酝酿已久的全套改制计划，大致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不准买卖，恢复上古社会中的“井田制”，按人头配给田地，地主们手上超过标准的土地充公;

第二，奴婢不得买卖，普通百姓不得卖身为奴;

第三，盐、铁、酒、山川水泽等资源都收归国有，由朝廷经营;

第四，朝廷主管日常贸易，实施平价制度;此外还向民间提供低息贷款;

第五，征收土地荒弃税、工商所得税，无业游民也得交税，交不上的话就应征服劳役。

由上可见，王莽的改革思路，一部分与汉武帝时期的大同小异，另一部分则是落实了当初董仲舒、师丹的提议。然而，即使理想化如董、师，他们也不敢贸然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实行井田制，王莽却敢以“上古王制”的幌子强制推行。

可惜的是，王莽有汉武帝的胆色，却没有人家的能力。

当初汉武帝敢于大刀阔斧，底气在于皇室的威严、严明的制度、执行力极强的官僚集体，以及更重要的——既贴合实际，没有对统治阶层造成过大冲击;又切实保障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而以上优势，王莽一点没都占。他的改革思路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即使土地兼并再令人痛心疾首，但大多也是真金白银买来的，人家“勤劳致富”并无过错;王莽直接下令充公、平均分配，也许他不理解啥叫“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可是当时社会的根基;

退一万步说，先不论以上改革是否合理，若想要执行，起码得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机构;然而，作为篡位而来的政权，新朝的执政基础本就薄弱，因此王莽不得不全盘使用旧有的官僚系统。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恰好是改革的对象，他们贪腐成风，对改革阳奉阴违，甚至不乏趁机盘剥百姓之人。

王莽的理想化不止于此。也许是想学习当初汉武帝发行皮币的套路，他竟然直接废除了人们习惯已久、信用良好的五铢钱，改为金、银、贝、布等全新货币。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导致经济秩序崩盘，以至于“农桑失业，食货俱废”;

此外，王莽还过于务虚，因为降低匈奴、高句丽等属国统治者的爵位，无端引发了战火。

最终，王莽的所有改革都没成，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矛盾。权贵们总是强势群体，改制失败所导致的恶果，最终都由老百姓承担;同时，那些地主阶级也对王莽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来了个180度转弯，“民心厌汉”逐渐消退，变成了“民心思汉”，已经沦为小地主的汉室后裔们扎堆崛起，综合素质最高的刘秀笑到了最后。

不过，虽然志大才疏，王莽也不应被一竿子打翻。作为经典儒家思想的奉行者，他的一些思维看似可笑，但也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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