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是怎么来的

　　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故事说：“有一次治洪水到了轘辕山，这座山山势险峻，山路像车辕般的回还往复，所以叫做‘轘辕’，得打通这座山，使水流经过。禹向他的太太说：‘这工作可是不太容易呀，但也还是要努力干。我在这山崖上挂上一面鼓，听见鼓声你就给我送饭来罢。’他太太说，‘好。’禹等他太太回去以后，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摇身一变，化做一头毛茸茸的大黑熊，拼着自己的力气来凿山开路。禹正在那里用嘴拱呀，用四个爪子扒呀，忙得浑身带劲，尘土飞扬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他的后脚爪带起一块石头，‘咚’的一声，不偏不歪正打中在崖边挂着的鼓上。禹的太太听见鼓声，就急急忙忙提了篮子把丈夫的午饭送去。禹一点也没有留心到周围发生的一切，还在那里拼命的扒呀拱呀的，不料他的这副难看的熊的形躯，竟被太太涂山氏看见了，她万想不到自己的丈夫竟是一头熊，又是吃惊，又是惭愧，不由得大叫一声，丢了饭篮，赶快回身逃走。禹听见太太叫喊，这才停止了紧张的工作，也跟着她的后面追赶去，想向她解释解释误会。大约慌忙中忘记了变还原形罢，禹的太大看见追赶来的还是一头熊，心里更是惭愧和害怕，脚下也就更加跑得快。他们这样一逃一追，一直就跑到了嵩高山的山脚下。禹的太太急得没法，也就摇身一变，化做了一块石头。禹见太太化做石头不理他了，又急又气，便向石头大叫道：‘还我的儿子来!’石头便向北方破裂开，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启’：‘启’就是‘裂开’的意思。”(袁珂：《中国古代神话》)这个故事显然经历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禹治水时，“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跋，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他整天泡在泥水之中，浑身弄得很肮脏，外形上活像一头熊，而人们赞美他的不辞劳苦的精神，也可能把他比作一头熊，传来传去，就变成“化成一头熊”了。神话学中有一派叫做“语言学的神话学”，他们的理论是“语言疾病理论”，或称“语讹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说，“神话是语言生病的结果，犹如珍珠是蚌生病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语词的活用和种种修辞手段的影响，也由于某些语词在流播传承过程里所产生的误解、遗忘、混乱等等”，便产生了神话(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从“大禹像熊”到“大禹化熊”，很可能就是“语讹”的结果。

　　不难明白，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人们凭借结绳和刻木，加上口头的讲述，来记住某些事情，从史学家的角度看，是在“记录”史实，这种史实在世代传流的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神话，或者被后人加进了神话的成分;而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是在从事“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如果在反映的时候，比较注重真实性，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可以算作“现实主义”，如果过分夸张，极力渲染，以至加以虚幻化，那就成了所谓“浪漫主义”了。

　　有些专家过分夸大了神话想象和幻想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是不可靠的，尧、舜、禹、启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只是由于经历了一场所谓“神话历史化”的过程，“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了。

　　那么，神话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说：“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就是说，神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古代人类头脑中固有的，连一些主张“神话历史化”的专家也承认，“在本质上神话也和别的艺术一样，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也就是说，神话不是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观念形态;人类社会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观念形态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人类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人自身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原始人是不知道也不会应用抽象概念来思维的。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事物只是单个的存在，而没有“关系”(包括因果关系、目的关系)这种概念的(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因此，在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想象和幻想能力的。只有当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重大的发展，当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然的对立物，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逐渐加强，思维能力也有一定发展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自然现象之“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的一面，渐渐把自然现象超自然化，渐渐产生了想象和幻想。即使这样，同人类应付现实的艰巨而迫切的难题相比，想象和幻想也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因为人们首先需要的是生存;只有在生存获得了相当的保证之后，人们才可能去想象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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