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人生：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金庸的小说人生：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金庸的人生远比小说精彩

作者：傅国涌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对范蠡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甚至成了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以真实历史人物而成为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好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词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他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他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

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无限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吴霭仪语）

从1959年到1989年，30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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