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听教民间文学的老师讲过一笑话,说两位陕北老农在闲谈皇帝怎样过日子。一位老农说,皇帝坐在屋里,肯定前面一油锅后面一油锅,想吃油条炸油条,想吃麻花炸麻花。
老师用这个笑话来证明想象力受生活的局限。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农想象人生奢华的享受无非如此,不必嘲笑。不过,“皇帝吃什么”,确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天子富有四海,所吃的食品品种之丰富、质地之优良,超过一般百姓应属正常。但皇帝也是肉身凡胎,生理结构与常人无异,其日常所食和一般人不会有太大差别。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南京贡船”所载上贡皇宫的货物种类和数量,其中以食品为主,有:
“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樨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薹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樨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
这些贡品送到北京供大内享用,每年南京一地的贡品就如此繁多,以大明朝之广阔疆域,各地进贡食品之多,可想而知。但大内不仅仅是皇帝一张口,嫔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所食,再加上经办官员的贪污克扣,全国各地每年进贡的食品还远远不够。进贡,仅仅是皇宫食物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
明朝皇宫食品另外一大来源是“上林苑”所产,上林苑就是专为皇宫生产食品的“皇家农场”,同为《枣林杂俎》所载:
“上林苑蕃育署畜养户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顷三十四亩,鹅八千四百七十只,鸭二千六百二十四只,鸡五千五百四十只。光禄寺取孳生鹅一万八千只,鸭八千只,鸡五千只,线鸡二十只,鸡子十二万。太常寺荐新奉先殿新雁十二只,雉嫩鸡各十三只,鸭子二百四十,鸡子二百八十。本监岁进贡鹅六十五只,鸭黄七十五只,鸡黄五十只,大雌鸡十五只,鹅子九百五十,鸭子二万五千。内府供应鸭子三万。
嘉蔬署栽种地一百十八顷九十九亩,岁造宫菜十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禄寺青菜二十四万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牧户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场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顷十三亩,牛九百二十九只,牯牛九十七只,牸牛八百三十三只,羊二千五百六十九只,绵羊二千三百九十六只,公羊二百四十八只,母羊一百五十七只,儿猪六十六只,母猪千只。光禄寺岁取孳生牛八百只,羊五百只,羊羔二十只,腌猪二千口。正旦、冬至节肉猪千口。内府丁字库岁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两。太常寺荐新活兔八十一只。”
可见皇家农场里,豢养着各类家禽家畜,栽种着各类蔬菜。全部的牧场和菜地,加起来4000多顷,看起来数字惊人,但对一个统治着当时星球上最富饶的帝国的皇家来说,也不算太过分。
各地贡品加上皇家农场所产,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宫廷需要,那么不足的部分则由负责皇家饮食的光禄寺向民间采办。采办是一种商业活动,按道理说比皇家自己办农场更节省成本,比向各地官府索贡更仁慈,但由于在权力通吃一切的体制下,皇家采办和卖东西的商户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一方面,采办的光禄寺官员勾结中介,虚报价格,所吃的回扣惊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言:“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宫廷修房子如此,采办食品亦是如此,这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一切政府采购的通病。而另一方面,又如白居易《卖炭翁》所描写的那样,把持这一买卖的官商欺压那些小供货商,先拿货后给钱,而且给钱时七扣八减。明朝皇帝中最为体恤民情的孝宗曾下令:“买办供应,即宜给价,不许行头用强赊买。今后但有指称报头等名目,强赊害人,所司严以法治之。”
清代的皇室,相比较明朝节俭得多,康熙朝的一年宫廷用度,不到晚明的十分之一。这当然是前期,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导致皇室和官僚腐化惊人,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
清朝相比较明朝,疆域更为广阔,各地进贡皇室的食品更为丰富,如皇帝的主食有:东北的黏高粱米粉,散高粱米粉,山西的飞罗白面,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山东的耿饼,安徽的青饼。在北京郊区有玉泉山下产的稻米。但满清时期的“上林苑”似乎已成为皇家郊游的“农家乐”,其专司皇家食品生产的功能相比明朝已弱化,清朝皇宫的食品向民间采购的比例更大。和明朝不一样,清朝有个特殊的机构内务府,专司皇宫日常生活的用品采购和管理,是一大肥缺。而光禄寺便边缘化了,沦落为仅仅负责朝廷节庆、典礼等大型政治活动的饮食。这类“国宴”并不常有,所以光禄寺的油水比起内务府差多了。因此清代民谣中,“光禄寺的茶汤”居“十大可笑”之首,说它完全是摆设,中看不中吃——— 好不容易有机会揩油,光禄寺官员连茶汤也不会放过。
明清两代,皇家从民间索来的贡品和采办的食品,其品质比一般老百姓吃的好一些,但产地和老百姓吃的也没什么区别。那时候,不用说皇家,即使多数百姓,似乎不需要对食品安全担心,腐烂变质的食品凭肉眼和鼻子就能察觉,而化工技术很落后,再聪明的人也造不出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吊白块米粉。那时候连农药、化肥都没有,皇帝和老百姓一样,除了吃纯天然的食品外别无选择。那么,皇家的食品来源渠道,也不必太“特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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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