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如何成为了侵华的急先锋？

1938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右翼先锋第三十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路。第三十旅团最后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杀红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杀戮俘虏。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暴行。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这一天，他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肃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抓捕消灭所谓“中国便衣”，手段同样残酷。

然而，正是这同一位佐佐木，早年却一度醉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之有过巨大共鸣。1922年至1924年间他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因此他在日本军内也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特务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曾以顾问身份做过中国某派势力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向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日本帝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中探寻了“支那通”群体的思想渊源及其蜕变过程。书中，户部良一将佐佐木到一视为该群体的典型代表，希望通过对其经历、言行的论述，来解析“支那通”彼时彼地的政治抉择，并将之视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缩影。

从同情中国革命到歌颂日本侵华

早年的佐佐木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同僚嘲笑与轻蔑亦在所不惜。他反辩称：“我从我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承受‘吹捧’孙中山的诽谤。”然而，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革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他先后经历了“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目睹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在华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震惊之余，佐佐木转而指责这是中国革命正在堕落的表现，并将之归咎于“支那”的民族性，进而认为“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含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无论是“容共”，还是倒向英美，皆是这种“堕落”的明证。

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饱尝各种不快的佐佐木，最终在1929年愤然离开南京回国。整整八年后，他才挥着军刀重返中山陵旁的这座古都。此时，佐佐木对中国的评价与日本主流社会所谓“讨伐暴支”的狂热论调几无差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支那’的不诚实，在十几年中一再被验证……日本行动之目的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之。”佐佐木回忆起之前曾在“济南事件”中遭到中国“暴兵暴民”骚扰的经历后，同样号召：“吾辈同胞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支那民族残忍的一面牢记在心。”

彼时不少日本军政人物之所以指责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在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中国革命，那么中国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于是乎，任何有损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他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背叛”。如大川周明之类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便热衷于批判国民政府总试图将英美势力引入中日之间。又如北一辉虽从未主张侵华，然而却歌颂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战争“不单单是为了私欲私利，而是为了促进其他民族的积极觉醒，赶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现状，并视其为正义”。

“支那通”如何走向侵华前线

早在1823年，佐藤信渊就惊世骇俗地提出日本应该“征服满洲”甚至“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宇内混同秘策》）。不过，佐藤临终前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抵御西方势力的侵略，继而抛出了“存支攘夷论”：“力主保全、强化支那，挫败英国，抑制西洋各国对东亚的侵略。”佐藤信渊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日后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日本始终纠缠徘徊于这个“利”与“义”如何抉择的困局。其间，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脱亚论、亚细亚主义等各类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对华态度上，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贯穿始终。

如户部良一在书中所论说的那样，对相当多日后成长为“支那通”的日本军人来说，这亦是他们中国观逐渐养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从此背景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支那通”军人思想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

根据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回忆，矶谷廉介在1935年就曾发表过“蒋介石总有一天会与中共、苏联联手”的言论，甚至坚信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军实力才对日本有利。至于土肥原贤二，“虽说调子上有所不同，但都有同样的认识”（松本语）。松本重治对此类认知非常失望，曾评价道：“对于中国整体的认识以及对策，能在理论上构筑体系的，日本陆军中却一个也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与此相近的一两个人的话，或许可以举出矶谷、土肥原两人了。但是在这两位仁兄的中国观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及蒋介石的可能性的判断，我认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剧正是从这里酿成的。”

除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判断存在缺陷外，“支那通”始终是身怀杀器的军人。在作者户部良一看来，“他们把握了真实的一半，却又无视另一半。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完成肩负的任务，不得不无视之吧”。从实际业务角度而言，他们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便是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以武官为例，192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明确指出：“作为谍报工作的准备，最需要的是密切与情报来源的联系……尽可能与官方人物、一般实权人物或其他能够成为谍报来源的人，迅速而广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谊，适时接近。此为要中之要。”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认知已经成为日本军部的主流看法，详细完备的情报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支那通”冈村宁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的永田铁山在二十年代就曾系统调查过日本所缺乏的军需战略物资与中国资源之间的关联。在整理大量战略情报后，他提出“必须从资源丰富且近邻的中国获得资源”。永田铁山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等要职，其观点很快就被军部尤其是统制派将官奉为“指导原则”。在永田看来，惟有真正建立“自给自足体系”才能保证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拥有“国防自主权”。于是乎，为了建立“自给自足体系”，转而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华北分裂活动，便是永田铁山这种思想顺理成章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对华活动第一线者几乎都是所谓“支那通”军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忆录中宣称曾写信劝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机会一举将张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支那通”，但却秉承着与之类似的中国认知。他非常清楚当时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决，日本就必须在政治、军事上全面从中国撤退。然而，又担心苏俄势力会乘机南下，从而“造成东洋新的不稳定局势”，威胁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而他一手参与构建的所谓“满洲国”，便可以称为抵挡苏联势力南下的“防波堤”。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调任关东军司令部，成为“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两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辈板垣征四郎，成为“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既有的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宿命。用作者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这群“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知己知彼，这些中国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了，而今我们对待日本却一味的谴责，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未来如何与之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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