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为何从世俗开放走向伊斯兰革命？

文|游天婵

1971年，为了纪念居鲁士大帝登基及伊朗君主制度建立2500年（实际上从居鲁士上台到1971年不足2500周年），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开幕。这场庆典极尽奢华浪费，有专门为客人准备的巨大的帐篷行宫和寓所，有专门从法国采购的食品和聘请的厨师，有精美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所有的一切无不在显示着伊朗的风光和良好的发展。可是仅仅八年后，伊斯兰革命横扫全国，多年的世俗化进程被打断，伊朗在许多方面又开起了倒车，使人不禁疑惑，本来不是好好的吗？发生什么了？

1967年李萨汗·巴列维国王与妻子法拉的加冕礼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开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空前强化，宪政制度成为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1941年，国王礼萨汗退位，君主权力曾一度衰微，伊朗政坛出现了多方势力并存的局面，议会成为了角逐国家权力的舞台。但在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恢复君主独裁，民主浪潮宣布流产，君主独裁的铁幕落下。

在之后的24年中，伊朗政坛再没起什么波澜，巴列维国王将此归功于自己优秀的治理，实际上政坛的平静只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巴列维国王的君主独裁只能掩盖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能消除它们。在君主独裁的蒙眼布下，伊朗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无人解决，不断加剧。

伊朗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教国家，长期以来宗教政治独立于世俗政治，二者并存，世俗倾向与宗教倾向此消彼长。伊玛目（伊斯兰教宗教首领和祭司）学说广泛影响着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生活，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欧莱玛（指精通宗教经典并具有丰富知识的伊斯兰学者）才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法的专称）的体现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至于国王，他的统治只能局限于世俗的范围。

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和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都得到过什叶派欧莱玛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什叶派传统的宗教理论是巴列维王朝的官方信仰和御用学说，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也加强了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治，因此一直以来，教权和王权处于共生的状态，谁也离不了谁。

国王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1971，德黑兰

当时的国际上，美国对国王一味加强个人专制，而不考虑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做法表示不满。

1959年，来访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伊朗国会发表讲话，暗示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对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肯尼迪上台后更加公开施加压力，要求国王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再加上巴列维国王自己羽翼丰满，欲求挤掉教权，自己垄断权力，遂发动“白色革命”，并在1963年1月宣布了“白色革命”六点计划，其内容是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成立扫盲大军，希望通过改革巩固王权，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达到了。

什叶派欧莱玛一直是构成伊朗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采用传统经营方式的宗教地产瓦克夫是什叶派欧莱玛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和解放妇女对于教会无疑是打脸。本来是两方一起吃的蛋糕，现在国王要一个人拿去吃了，宗教界当然不干。

地主也由于改革势力大减。50年代的历届国会中，地主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议席。而1963年召开的第21届国会中有95名文官、32名专业人员、24名农民、9名工人、8名商人、11名私营工厂雇员和4名巴扎行会成员，地主只有7名。由巴列维密友控制的新伊朗党直接控制了议员提名和内阁组成，并把全国所有的工会、行会、雇主协会等等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国王直接掌管高级军官的任命、国家情报组织、国营公司等等，巴列维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政权，完全控制住了伊朗政治生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60年代中期起，伊朗的政策围着国王的意志打转。议会虽然继续运转，但它已经成了一个摆设，被政府支配，机械地执行国王的指令。1975年，即使连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

根据国王的决定，伊朗将成为在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这种专制独裁的干预，在全体人民的许多阶层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怨恨情绪，当然在这些年中，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在政府的打压和严密监视下变得隐蔽了而已。

伊斯兰革命期间的抗议活动，1979，德黑兰

土改是“白色革命”的中心内容，其目的在于消灭大地产制和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把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手中，从而把上层农民拉到政府这边的阵营中来。可是在土改中，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且农业公司和农工联合企业的建立又剥夺了部分自耕农的土地，这造成了很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可他们又是伊朗乡村的主要社会阶层。

许多被生计所迫的农民离开乡村来到条件极差的城市贫民区，这里文盲遍地，公共设施非常不完善，而且拜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巴列维政府所赐，棚户区迅速地膨胀开来。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们看不到希望，又无权分享政治权力，于是各种不满积压甚多。

贸易公司和现代商场兴起，而且享受着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这使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生存空间大受挤压，另外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遭到淘汰，也使其中很多人生计窘迫，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江河日下，他们无疑成为了现代化的牺牲品。

随着时间发展，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还越来越突出。工业项目规划野心越来越大，但国家的基础设施根本无法承受，伊朗本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水库建设项目，可是很多农村没有电，甚至是首都德黑兰也会被迫轮流停电。石油收入的大头都花在军备和华而不实的发展规划，另外还有遍地都是的贪污腐败，根本没有油水落在老百姓嘴里。

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急剧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德黑兰愈富，外省愈贫。国家的财富变成了私人汽车而不是公共巴士，变成了奢侈品而不是全民医疗。伊斯兰革命前夕，占总人口1%的富人支配52%的财富，占总人口91%的下层贫困人口仅仅获得不足18%的财富。并且在70年代中期，德黑兰人口不足伊朗总人口的20%，却有82%的注册公司、50%的工业产值、66%的大学生、50%的医生、42%的医院床位。

伊朗滚滚而来的财富是依靠攫取自然资源得来的，其中大部分是石油，本国没有形成运作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农村由于农民的减少，许多村庄荒芜，农业技术水平又低，所以生产率的提高举步维艰。而城市又发展迅速，政府对农产品有大量价格补贴，消费需求跟着增加，这种落差致使伊朗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于需要，不得不依赖进口。这一切催生了一种没有根基、不平衡、消费主义的进口型经济，没有根基的东西垮塌是迟早的事情。

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纪念日，2014，马什哈德

当时公开地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批判巴列维独裁制度而不引火烧身是不可能的，所以针对他的攻击需要一层伪装，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批判西方文化，捍卫伊朗本土的伊斯兰价值观的形式来完成。当时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阿尔·艾哈迈德就完全鄙视一切西方的东西，呼吁伊朗人不要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朗大众的想法。

如前所述，“白色革命”极大动摇了旧的政治基础，但又没能代之以新的，巴列维国王由此陷入空前孤立的尴尬状态。巴列维王室由于过于贪权，使得本来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宗教界力量最终反目，而与此同时，根本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世俗政治，民众无法通过议会、政党的形式发声，宗教在这种时候成了唯一的出路。

随着极权政治的加强，巴列维国王一方面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成为众矢之的。怨气腾天的民众和宗教界一拍即合，宗教成为了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那时的清真寺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议会的作用，成为反对巴列维王朝专制统治的主要据点。传统社会势力的不满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反抗融为一体，有着结束独裁专制的共同目标，使得全国革命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霍梅尼

1963年，宗教领袖霍梅尼因为抗议政府遭到逮捕，尽管如此他依然继续他的批评。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大声谴责和美国签订的军事条约是违法的，这使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大增。当霍梅尼于1965年被逐出伊朗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支忠诚并且具有良好组织的追随者队伍，这些人在国内不断地代表霍梅尼活动，筹集资金，宣传思想，一样没落下。

此后数年，霍梅尼致力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俨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主斗士，在伊朗民众中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宛如一根磁铁一般吸引着各阶层的伊朗人民，成为了反对运动的最高领袖。

在如此的高压和矛盾下，最终的爆发是迟早的。到了1978年底，伊朗的各个阶层对于巴列维王朝的不满愈发沸腾，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废除君主制。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逃亡埃及，同年5月，君主制正式被废，伊朗成为一个共和国，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权。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的发展就像开头的那一场盛大庆典一样，看上去是那么的光鲜靓丽，殊不知不管怎样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都盖不住底下的深深困境。纸醉金迷的高层不仅惹怒了一直与自己合作的宗教界，也无法体会中下层民众的痛苦和愤怒，在多重危机面前毫无有效作为，将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堵死了所有的出路，最后只能接受灭亡的命运。

参考文献：

哈全安：《中东国家史 610-2000：伊朗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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