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的史实错误：从历史上的京兆和京畿说起

近年来，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火得如日中天，它的续作《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也正在热播中。通过《琅琊榜》朝代名“梁”和皇族的姓氏“萧”，读者基本可判断出故事背景在南梁时代；改编后，同名电视剧的故事背景也被设定为“南梁大通年间”。本剧一登场就出现京兆尹、京畿九门等地名或官职。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南梁版图内，存在过京兆和京畿这类政区名么？

“京兆尹”应为“丹阳尹”

“京兆”作为地名首现在西汉时期。秦代置内史管理京畿地区。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以右内史部为辖区，治所在长安县，职同郡太守，参预朝政（可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9月27日《长安不是西安的古名，可为什么我们总是误把西安当长安？》一文）。

南朝丹阳尹

南梁也不存在以京兆为名的侨郡。东晋和刘宋曾设置过京兆侨郡（寄治襄阳）、东京兆郡（寄治荥阳）、西京兆郡（寄治汉中）；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武功卓越的太尉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占领长安后，也在原京兆郡地内加“北”置北京兆郡，以与寄治襄阳的京兆侨郡区别。但上述诸京兆郡都在南梁以前即陷入北境，可见南梁彻底和“京兆”无缘了。

京兆尹既是地名，也是官名。东汉建立后由于定都雒阳，按原来长安属京兆尹之例，将河南郡改称河南尹。尹虽然职同郡太守，但又属能够参与朝议的京官，故而在称呼上以示尊荣。三国分治时期，孙吴的丹阳郡并未改名。西晋太康十年（289年），立皇子司马晏为吴王，以丹杨、吴兴、吴三郡为国，丹杨太守改称内史。东晋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建康。六月，为提高首都地位，仿两汉京兆尹、河南尹故事，改丹杨内史为丹杨尹；同时，理所当然地撤销了司马晏的封国。显然，将剧中的“京兆尹”称为“丹阳尹”才是正确的。

而属北朝的西安，还是一直被称作“京兆”郡。隋初，文帝罢天下诸郡，一度改京兆郡为雍州。唐开元元年（713年），升雍州为京兆府。宋金时期，西安虽然不是首都或陪都，但仍叫京兆府。直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京兆府为安西路，西安才失去“京兆”这一地名。不过，从此华夏大地也不存在“京兆”这个地名了。

《琅琊榜》金陵城剧照

六朝建康都城遗址

唐宋才出现的京畿

《琅琊榜》里的蒙挚官职是禁军大统领、京畿九门。但实际上，南梁既未出现京畿这样的政区名，更不会出现京畿九门这样的官职。类似的官职九门提督更是晚到清朝才出现的，因该职务统合北京内城九座城门而得名。

“畿”是指首都附近的地区，《说文解字》说：“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一般而言，“京畿”是指比“京兆”范围更大的地方。作为正式的政区名“京畿”出现很晚，它的前身和雏形“王畿”则在西周就出现了。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作王畿，是王朝的中心。《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 西周还发展出了畿服制度，它是与分封制相适应的。王畿以外的地区则按离王都距离和关系远近划分为诸服，有五服、六服、九服等说（《国语·周语上》作五服）。

西汉出现了类似京畿的区划——三辅。汉武帝时期，把长安附近地区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称呼为“三辅”。“畿辅”后来合称，成为称呼首都附近地区的名词。

唐京畿（天宝年间）

在我国古代，“京兆”这一地名没有搬过，而“京畿”却是搬过的（京兆侨郡是增加，不是搬迁）。宋初取消唐代产生的方镇之后，“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马端临《文献通考》），路逐渐成为州府以上的行政区划。皇祐时，贾禺朝以为“汉唐都雍（即雍州京兆府），置辅郡，内翼京师。国朝都汴京，而近京诸郡皆属他道，制度不称王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同），五年（1053年）十二月壬戌，遂以“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郑、滑州并开封府，总四十二县为京畿（路）”，设京畿转运使；次年，又置京畿刑狱官。这样把本在关中的“京畿”地名搬到了河南。至和二年（1054年）京畿路被废弃。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复置京畿路，最初辖开封府十四县、颖昌府七县、郑州六县、澶州七县、拱州六县，共四十县。到了宣和二年（1120年），各州府又归原属各路，开封府成为京畿路下辖唯一的州府。六年，太康县复隶开封府，最终京畿路只辖开封府十六县。金灭北宋后，京畿路被废，成为了金朝南京路的一部分。

南宋两浙西路

李氏朝鲜京畿道

日本关西地方，又称为近畿地方，是本州岛中西部的一个地理区域，由京都府、大阪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等二府五县构成。“近畿”是指日本古代实施令制国所划分的“畿内”区域，与“京畿”一词相通。

清顺天府

顺天府为明清故名，旧时代色彩过于浓厚,北洋政府遂于1914年10月4日，公布《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又称京兆特别区域。京兆地方行政机关称为京兆尹公署，长官改称京兆尹，需由内务总长经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任命。京兆尹职权略同普通省级行政长官，由于管辖地域相对较小，故职权略低。这样，“京兆”“京兆尹”之名便在民初再现了。

随着市政管理的近代化，城市型政区“市”也在民国初年出现了，首现地区当然在首都。1913年，内务总长朱启钤鉴于首都市政的重要性，提请国务会议要求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并亲自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条例》。次年4月，划定市区，于顺天府下设京都市政公所统辖城区，置督办一名。督办级别甚高，规定由内务总长兼任。

1921年1月，北洋政府定市名为“京都”。7月，政府公布了《市自治制》，将国内的市分为“特别市”与“普通市”两种。次年6月，确定京都为特别市，京都特别市正式成立，内务总长仍兼任行政首长。大总统令称：“京都地方业经明令为特别市，所有市政督办各职应即裁撤。在市自治机关未成立之前，市政事宜由内务总长暂行兼理(教令第十一号)。”

1928年北京结束了作为民国首都的历史。6月28日，国民政府将“京都”更名为“北平”；同时将省级政区京兆地方裁撤，历代附郭于京城的宛平、大兴二县亦被迁治于城外，北京城成为独立政区。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范围为北京内外城和近郊，直隶于国民政府。

1935年北平市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北平市改名北京市。

参考文献：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张喜庆、何一民：《民国时期特别市制度的创设与演变》,《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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