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为何会被轻易拿下？

现在如果问：明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回答：阉党乱政!对，表面看确实是这样，深入探析的话，那就不是一篇文能解决的了，还好这不是咱们讨论的重点，咱们要讨论的是“阉党”!

“阉党”究竟代表谁呢?魏忠贤、太监!是，他们是“阉党”，但是如果把他们认为是“阉党”的全部，那我们的认知就太狭隘了。关于“阉党”，我们还是从《五人墓碑记》说起吧

《五人墓碑记》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读过，里面描述的就是发生在明朝末年的一个故事：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百姓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百姓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一个小喽喽，结果惹怒了魏忠贤，数日后阉党派兵前来镇压。为了让其他百姓免受迫害，五位百姓站了出来，替大家扛罪赴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五个人，苏州百姓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就是《五人墓碑记》的内容。想都不用想，你一定又在心里默默问候这些“阉党”的家人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如果仔细梳理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就会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五位市民确是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有隐藏角色。他们背后的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这篇文的作者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实质上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

“阉党”的由来

那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要从东林党的渊源说起。

明朝皇帝为了加强自身皇权，废除了丞相制度，但废除后又发现，那么多政务皇帝一个人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代其处理。这样，大学士虽然没有“丞相”的名号，但是却在行使“丞相”的义务，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久而久之，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开始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介入到政事处理中来，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东、西两厂之类的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朋党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哪里有朋党，哪里就有权利的争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老爷子更厉害，索性几十年不上朝理政，这么一来，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各方势力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一脚踩空，被革职，告老还乡。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事，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究竟是不是，还真不好说

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势力越来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俨然成了“鹤立鸡群”般的存在，这就迫使朝中小派别如齐党、楚党、浙党等由皇帝牵线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平衡!提到皇帝的政治手段，以“平衡”为出发点去揣摩，绝对百试百灵。皇帝不愿看任何一方做大做强，那会威胁到皇权。到魏忠贤时，起初，他也没把握与东林党抗衡，于是，太监的势力就与皇帝培养的这股势力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创造的，是对这些人的蔑称，而“阉党”们则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可实权还是被“阉党”掌控，东林党不得不暂时隐忍、夹着尾巴做人，

东林党的真面目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属于一个分支形式。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鼓动百姓，形成舆论，继而对朝政施加影响。崇祯朝建立，小皇帝三下五去二就干掉了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这让东林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庆，也开始对“阉党”进行打压报复。但他们却没有觉察到，多疑的崇祯将“大换血”当成了一种习惯。在他统治的17年，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数不得善终。

崇祯很快就发现，没了“阉党”的制约，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又开始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对抗东林。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士人归入君子或小人，仕途如何，只要他一句话就可翻覆。崇祯皇帝如果这时回头看的话，张溥和魏忠贤又有什么分别呢?打倒一个魏忠贤，又崛起一个“魏忠贤”而已。所以朝廷很快就开始着力剥夺张溥与复社的话语权，直到崇祯十四年，张溥人都死了，其“结党”的案子都没有了结。

复社在新旧两朝都没落得好。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复社也好，东林也好，他们的锋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阉党，而实质上是皇权的独裁政治。在东林与阉党的殊死斗争背后，其实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与皇权的独裁现状的博弈。

黄宗羲是复社的中坚人物之一，试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的政治理念何其明了：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谁说你皇帝是国人惟一的选择!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为大家打工的“公仆”。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

东林党人主张：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如果太专权的皇帝，不要也罢。这种意识很“前卫”，但在封建社会却根本站不住脚

苏州民变的解析

下面看看苏州百姓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是苏州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女儿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百姓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五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更像是一个被当枪使的老大。

苏州民变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魏忠贤系统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百姓身上，激化了苏州百姓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后来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与国库里的空旷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从士人到市民，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积怨深厚。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魏忠贤个人，则实在没有什么精深的算度：天启驾崩，崇祯即位，从这期间魏忠贤的束手待毙，就能够看出魏忠贤的手段与资源实在有限。

少年朱由检进宫，单枪匹马，魏忠贤不能动他分毫。在天启丧礼期间，魏忠贤曾经与兵部尚书(阉党)商量针对朱由检的对策，可人家说什么呢?“现在要动手?时机还不成熟，再观察一下吧，应该不会有事的”!很委婉地表达了一个意思：九千岁，风水轮流转，你这把老枪该退役了，以后就不要再参与我们的核心操作了。

崇祯的失策

事实上在天启死后，所谓“阉党”的幕后大佬们，就已经开始在将自己与魏忠贤的政治联盟加以切割，只不过没有通知给老魏。就这样，崇祯一步步稳固了自己宝座，一层层扫清了魏忠贤的外围之后，一举出手，不用一兵一卒，就除掉了魏忠贤和客氏。成全崇祯安全着陆的，其实正是当初与魏忠贤结盟的那些“阉党”大佬。

就在崇祯要一展身手之际，情况突变，由于对魏忠贤一党的清算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局势失去了控制——因为东林党介入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东林党，已经开始变质。当年的前后“六君子”，确实都是一时之选的精英，但他们在与阉党的肉搏中玉碎。遭受沉重打击的东林党，放低了门槛，一大批以“生存术”和权术见长的职业官僚、传统政客加入了东林的高层，使东林党成为一个急于夺权、报复的利益集合体，而不再是理念集合体。

崇祯皇帝生平有三大支柱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权力欲极重，三是急躁。

他刚刚践祚，政治上到底缺乏历练，急于求成，现在突然得了东林党人的无形“鼎力支持”，掌力陡强数倍，便更加不计后果，轻言杀黜，制造“逆案”，罗致“阉党名单”。把前朝的实权人物一网打尽、前朝政举一概否定的做法，实际上只对东林党有利，而损害了崇祯本人皇权的根基，破坏了皇权稳定需要保持的朝局平衡。等到崇祯省悟，再想回头调和鼎鼐时，铁案已经铸成，要津已被占据，很多严格讲不是阉党的“保皇派”也被打击。

以崇祯的性格，他当时的暴怒与孤独感可以想见，但根基未稳，又不能立刻就此发作，只好记恨于心，徐图清算。这也正是促使他后来不信任廷臣，动辄对中枢大加清洗、甚至任用温体仁与鄢懋卿这样佞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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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溥不是阉党，但他曾为了搞掉温体仁，通过复社动用政治黑金，向崇祯身边的太监行贿，把公开身份不是东林党的周延儒运作进了内阁。周搞掉温体仁以后，投桃报李，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他后来的被杀，就有崇祯帝对他真实后台有所察觉的缘故。东林党有意在制造“逆案”和撰写《明史》的过程中，拔高了魏忠贤，用意是要用魏忠贤这个“大笼子”装下前朝的权臣们——明亡后，清廷设馆修《明史》，延聘前复社大人物们出山。黄宗羲为保持晚节，加以拒绝，却派了自己的门生全祖望出面，去参加了《明史》的修纂，期间在涉及明末的部分，就对党争的情况加以处理，加入了东林立场和褒贬色彩。

由此可见，东林党与“阉党”旷日持久的纷争背后，其实是士大夫和皇帝对于权利的角逐，而“阉党”只不过是皇帝采取的一种反制措施而已!

清朝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此言非常确切。比如，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清议挑起内耗，结果连半壁江山也不能保全。但在《明史》之中，却看不到这种思考，因为参与编纂《明史》的人，已经不能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来处理这段史实与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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