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满清皇子读书时,师傅们总会以一个明朝皇帝作为反面典型,他就是著名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一旦皇子不认真,师傅们就会训斥道:“你难道想做朱厚照吗?”在明清士人眼里,朱厚照是最顶级的昏君,几乎可以与桀纣同日而语,编排他的段子简直不胜枚举。
在当时文官眼中,朱厚照是个极端不负责任的皇帝,他整天不呆在宫中,喜欢和群小待在一个叫做“豹房”的地方。他每天不务正业,专好强抢民女,整日寻欢作乐,简直是荒淫无道,贪杯好色的无耻之徒。豹房便是朱厚照与群小实行昏庸政治的大本营。那么豹房是否真如文人们所说,是个邪恶丛生的巢穴、醉生梦死之地呢?
根据现代中外学者的论证,他们摈弃文官们的偏见,揭示了豹房的真正用途——这里并不完全是明武宗享乐的居所,而是大明帝国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总部。
大家都知道,明武宗特别热衷于军事。自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惨败于瓦剌以来,大明王朝开始由“文武并重”转向“重文轻武”,文官的地位不断上升,武官地位不断下降,军队战斗力降低了很多,蒙古、女真、倭寇的骚扰已变得越来越嚣张。而明武宗很想改变这一状态。
为了摆脱文官牵制,明武宗干脆搬出了紫禁城,住进了自己建设的“豹房”之中,与江彬等军人待在了一起。所有进入豹房的侍从,都必须得到明武宗的首肯,除了勇士,谁也不能进入。在豹房中,甚至有很多来自于蒙古、回鹘甚至西洋的猛士。
通过之前学者的研究,“豹房”原本的功能主要是管理“皇家狩猎”。在古代,集体狩猎类似于军事演习,是一种勇猛好武的行为。在唐朝、元朝、清朝这几个尚武的王朝,皇帝都会亲自牵头进行射猎活动。元朝时,蒙古皇帝效仿中东人,开始驯养猎豹用来狩猎。那些专门驯养猎豹的军人,也成了“驯豹军”。
明朝建立后,“驯豹军”的编制得到了保留。明武宗继位后,他扩充了“驯豹军”的编制,开始重新恢复大规模的射猎的活动。在文官眼中,这是一种荒唐至极、不成体统的娱乐活动。但在明武宗看来,射猎并非娱乐,而是为了恢复明朝军力以及自明英宗以来已经消失的帝王勇武作风。
根据各种记载,明武宗将豹房作为训练军队的场所,他多次采取“京边互调”政策,让边军和京军频繁换防。他将边军入驻豹房,并亲自过问他们的训练。在明武宗的多次训练之下,明军萎靡的士气得到了重新激发,战斗力得到了提升。据史料记载,豹房每天“金鼓齐鸣、炮声不绝”,哪有一点“酒色荒淫之地”的意思。
1517年,明武宗亲自验收了这次集中整训的成果。他不顾文官们的一再反对,亲率大军出塞击胡,与几乎统一蒙古的达延汗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应州之战”。此战中,明武宗身先士卒,甚至亲手击毙一敌。明军在帝王的鼓舞下奋勇杀敌,最终将强横的蒙古铁骑逐出关外。从此以后,达延汗再未大规模入侵。
然而文官们却对明武宗的战果大肆抹黑,大大夸张了明军的伤亡,缩小了敌人的斩获数,甚至他们还煞有介事地造谣道:“乘舆几陷(明武宗差点被杀)。”对于文官们来说,明武宗好勇斗狠的气质是危险的,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武人地位上升,进而影响到文官的地位。因此,大明文官对明武宗极尽侮辱之能事,将他描绘成一个万古昏君,而实际并非如此。
此外,“豹房”除了作为军事、政治中心的功能外,或许还有个不为大家所知的功能,那就是“科学中心”。明武宗是个十分有个性的皇帝,此人特别喜欢西洋技术,甚至还会十种语言,他还是第一个与西洋人亲密接触的中国皇帝,他甚至还想在北京设置葡萄牙大使馆。
1994年,一位学者偶然翻看一本阿拉伯语字典,发现了“Ba—Fen”一词,读音是“巴欧坊”,正好与“豹房”的读音相似。翻译过来,“Ba—Fen”便是“技艺学术研究中心”的意思。而明武宗在豹房中,确实捣鼓过一些发明,比如“外覆铁皮,内置大炮,高三层”的正德战车,便是他的杰作。
由此可以看出,明武宗非但不是昏君,反而更是一个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第一人。他希望利用豹房为基地,重振大明的军力,并以此来抑制恶性膨胀的文官集团。如果明武宗的改革能成功,或许明朝绝不至于亡于一个异族。难怪有学者声称:“我们该为这位被污名化的“昏君”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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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