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数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时,我们会发现虽然中国古代史有上数千年的长度。这些政权的建都之地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南京、北京等。其中,在北宋以前,河南算是候选都城的大热门,东汉、西晋、武则天的武周以及北宋都定都这里,算得上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可以说,在宋朝以前,河南与陕西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两个首要考虑地区,两者难分高低。但宋朝以后,虽然两个地区都没有再作为后面朝代的首都,但相比于陕西,河南还要更惨一点。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曾认真考虑过迁都西安,甚至还派太子朱标前去考察,但河南却在宋朝以后真正退出了作为国家都城的历史舞台,再也无人问津,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地形上来看,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其地势以平原为主,兼有比较低矮的丘陵,缺乏险峻的关隘作为屏障。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在平原建城,周边没有山地阻挡,那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条件,还能构建便捷的交通网络,从而促进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但对于古代封建王朝的首都来说,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虽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全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首都的安全性。如果我们将河南与陕西以及后来的北京相比就会发现,相较于拥有函谷关、潼关、华山、崤山等天险在东边作为屏障的陕西,以及拥有燕山山脉、万里长城等天险在北边作为屏障的北京,河南可以说无险可守,首都的安全性难以保障。尤其是北宋时期,宋朝都城多次受到少数民族政权入侵的威胁,最后引发了靖康之耻。这使得后来的王朝多少对此有所顾虑。
第二点就是多年的的开发与发展,导致自然环境恶化,河南所在的中下游地区黄河已经成为“地上悬河”,面临着黄河决堤和改道的自然威胁。作为名字的开头就带有“河”字的河南,其命运在其诞生之时便与黄河息息相关。河南能够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早期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离不开黄河的哺育。
但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人民对于耕地和粮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不可避免会砍伐河流附近的森林,烧掉河流沿岸的草地,从而得到耕地。而这些改造自然的行为,在上千年无节制地持续之下,导致黄河的水文条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黄河的泥沙含量随着上游的水土流失而不断增加,导致下游的泥沙淤积越发严重,最终使得黄河成了后来著名的“地上悬河”。这使得周边的区域都会受到来自黄河可能的溃堤的威胁,所以这也是后来的王朝不再选择在河南建都的原因之一。
第三点,是因为在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原本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从此优势不再。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与经济中心的距离问题,太过远离经济中心,使得政治中心无法受到经济中心的辐射,是不利于统治的巩固的。
由于河南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受到前文我们提到过的黄河水文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河南的河运条件在宋朝以后其实作用被大大削弱了的。而北京虽然也同样在中国北方,但却可以依靠后来兴起的海运,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存在,从而与南方经济中心形成良好的互动,避免陷入到像河南那样的困境。
第四点则是因为元、明、清三朝自身特殊的政治原因的影响。元明清三朝建都于北京,与其自身当时的政治考量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首先,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政治基本盘实际上是在北方,选择北京作为都城,更加靠近他们的基本盘,从而避免过多的受到来自汉人地主以及士大夫们的掣肘。至于明朝,一方面是明成祖朱棣的政治基本盘也是在北京一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防范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便于调集军队所以选择了北京,而不是选择河南。
所以,由此可见,宋朝以后的大一统王朝之所以不再选择河南作为都城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河南本身地势不利于防守的原因,也有来自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还有经济重心南移和之后的元明清三朝自身特殊的政治考量的影响,种种原因的集合,导致河南不再受到古代大一统王朝统治者的青睐,使得河南在宋朝之后再也没有成为王朝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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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投靠过多个诸侯。赤壁之战时,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于章武元年(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三国志》评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也称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