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

共工氏部落所处的区域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中间地带，上世纪90年代，河南在辉县孟庄一带考古发现了面积达4500平米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龙山文化后岗二期类型遗存极为丰富，而共工氏的得名也的确源于河南辉县的共地。这说明，当年共工氏部落的聚居地正是辉县一带。

但是，孟庄考古却发现了厚达2-3米的龙山文化晚期淤土，城垣内也发现宽6-8米的壕沟，而在辉县的下游，鲁西南菏泽一带，出土了大量陶网坠、陶纺轮、螺壳、鱼刺、石铲，这一区域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并存，前者的遗址总是占据更高的地理位置。

换言之，辉县下游的鲁西南地区正是上古时代大洪水泛滥地区，也就是后来大禹治水的地方。而此前，同样深受水患影响的共工氏，却筑起深沟高壑，加重了下游的水患。这佐证了《国语》记载的“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这种损人利己的治水方式，对临近部落造成了巨大伤害，由此也引发了诸部落的了联合征讨驱逐。

而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原本创造了比中原文明还要发达的东夷族却因为特大洪水导致断层。此后，夏后氏部落首领大禹受命开始治水，在疏通水道的过程中，通过统一调配不同部落的人力，大禹在部落联盟中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奠定了夏朝家天下的基础。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说过：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第一个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而非后来的夏朝。

约在距今4500年前，颛顼与共工进行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争，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再一种说法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知战争的起因与水患有关，实质上却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由于在历史上颛顼是一位英名远播、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所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之说流传极广，不过仔细考察战争背景，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记载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因为当颛顼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共工氏早已是一个煊赫的古族了。共工氏居共，以共水得名，其地即今河南辉县。早有研究者指出，黄河在上游时水势尚小，流经山间或受黄土高原紧束，不能成大患，流至豫东，落到平原上，又受纳了洛、沁、淇、共等支流，奔腾冲击，常成大患。共(辉县)在古黄河从西转向东北流的北岸，属于河患多发地区，世代居于此的共工族是一个世代与水作斗争，并积累了一定治水经验的古族。据文献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举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这都说明共工氏与水的关系密切， 并因治水有一定成绩而享有威望。“伯九有”，意味着他在一个地域广阔的部落联盟或联合体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一任领袖由于 “能平九土"的重大功绩被后世祀为后土——社神。古文献中还记载了共工氏的衰亡，即“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所以后来周代统治者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时, 将其归纳为“久空重位者危”。总之，早在与颛顼发生大战以前, 共工氏首领已居于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顶端了。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还很低，治水的方法很原始，主要用 “堕高埋庫”的办法，当气候比较干燥、水患不大时，铲高垫低法尚能起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距今4700〜4000年间气候波动时期的到来，由于水患增多、增大，旧法已难以奏效了，更兼共工氏领袖人物抛弃氏族民主制度，集权于一身，自以为是，拘守旧法，不能有效防治水患，导致内部矛盾及与其他部落矛盾激化，这就是文献所载共工氏“塞防百川、堕高埋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也是颛顼与共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之一。

另一方面，颛顼之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古黄河东岸，与在河西的共(辉县)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却靠近下游，古黄河自辉县折向东北流，经今浚县、滑县东向直冲濮阳，再折向北流，所以帝丘也是易受水患的地方，而且共工氏治水屡屡失误， 首先受殃及的便是帝丘，所以随着水患增多，与上游共工氏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如此，作为成年后才回到祖居之地的颛顼，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有战功，因为这是崇尚武力的时代，而共工氏正处于天时人事交互震荡，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因此颛顼发动了与共工“争为帝”的争雄战争。

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据文献记载，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 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自视很高、目空一切的共工氏首领面对颛顼挑战十分恼怒。很可能是不顾一切地利用治水积累的经验，借洪水反击颛顼，有研究者认为，文献记载“共工振荡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颛顼“实处空桑”之地，在帝丘西南，所以上述记载反映了共工曾利用洪水冲淹黄河故道西南的空桑沃野。呼风唤雨、希望启动自然力为自己助阵，已经出现在黄帝时的战争中，但那时还只是巫术和幻想，而 共工氏已积累了高地铲平、低地垫高、防障河水、决开积水等所 谓“堕山”、“崇薮"、“防川”、“窦泽”等治水经验，完全有能力以邻为壑，引水冲淹空桑，却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给后世留下“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种天塌地陷的记忆。

尽管如此，共工氏仍未能赢得胜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工氏制造水患长期受到历史的谴责，并且留下这样的历史教训： “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堕高埋庫，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虽然对于共工当时的作法只有模糊的记忆，总结得也并不准确,但对利用洪水“以害天下”的谴责态度则是很明确的。

这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而且颛顼、共工分别为黄帝、炎帝的后裔，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所以战争的结局也略如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胜负双方都留在同一个部落联合体中。只不过颛顼取代了共工“伯九有”的地位，更被尊为“帝颛顼”，共工则 “伯而不王”，但仍长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如尧时在议事会上讨论继任者人选，灌兜曾提议“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被尧否决。 还传说“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反对说“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至禹仍有“伐共工"的记载。可见在尧舜禹时代，共工氏作为一个煊赫古族之后。 一直都居于氏族贵族的行列,参与了一系列的权位之争。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颛顼与共工的战争可谓黄炎之争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