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广的意义和范畴认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而应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逻辑进程，区分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对于“广义遵义会议”，应联系大失败以来中国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及反省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最后还应明确其对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在研究上述系列会议的同时，还应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该联系大失败以来，中国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的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党进行武装斗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正确道路。它代表了1927 年大失败后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 年冬到1931 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建立了较高威信。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上海中央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第一次是1930 年冬和1931 年春，中央抽调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等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是1931 年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等的安排下白区重要干部开始向苏区转移。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等进入苏区。第三次是1933 年1 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瞿秋白、李德等最后进入苏区。尽管在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再压制和打击，受到不公正待遇。1931 年11 月赣南会议受批判；1932 年10 月宁都会议再受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4 年1 月又被撤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几乎完全被架空。

　　（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史实。1932年底，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这时已经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但是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按照以前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仍取得胜利。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于 1933年 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调集 5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分北路、南路、西路三面围攻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

　　（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对的呼声，以及、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为了有效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夏，中央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策划和动员，结果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发现红军的转移目标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和沿路湘粤桂等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 8.6万余人减为 3万多人。“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中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湘江之战失败后，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讨论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出来指挥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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