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父子笔下的惠州翟秀才

　　苏轼寓惠州，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秀才翟逢亨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光绪《惠州府志》载：“翟逢亨，归善人，事母孝，学问博洽，邦人呼为翟夫子。居白鹤峰东，读书嘉?寺，不求仕进。苏轼谪惠时与往还焉。祀乡贤。”大概修志者也觉得这个小传未免过于简略，又特加案语说：“究其平生著述失传，事迹亦不散见他籍，即东坡夜过翟秀才二诗亦未闻有酬答，意当时束躬自爱，落落寡俦者。”翟氏资料虽缺乏，幸未至全然湮没，在苏轼父子的寓惠诗文中，还可以零散见到一些，兹撮述如次，祈能补方志之阙。

　　绍圣三年正月五日，苏轼偕苏过游东江，至钓矶舍舟上岸，登鹤峰，父子同和陶潜《游斜川》诗记当时情事。苏过诗有云：“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曳杖叩其门，恐是沮溺俦。但苦鴃舌谈，汝尔不相酬。筑室当为邻，往来無惮不。”这个“谁氏”，就是翟逢亨了。其居“茅茨”，清贫可见；语“鴃舌”，致令苏过与之对话颇有“鸡同鸭讲，彼此难明”之苦，则他的只懂惠州方音，不善言辞交际亦可知。接着的情形虽然没有实写，但从苏轼“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的欣欣然中，便可想见当时宾主执手之欢愉，甚至还可闻到主人以之款客的“万家春”酒的飘香了。

　　据此又知翟氏实不但好客，且亦好饮。考苏轼此游，意在卜居，而苏过与问翟氏“筑室当为邻，往来无惮不”，足证居址之择定正在其时其地。果然，数日后，苏轼作《新年五首》，便谓“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结茅来此住，岁晚有无同。”“夷”者，大悦也。这里苏轼是用 《诗经·风雨》“既见君子，胡为不夷”的语意，来表示对结识翟氏并将结茅与之为邻的由衷喜悦。称“翁”，固然见出苏轼对翟氏的敬意，但翟的年纪接近甚或稍长于苏轼，恐怕也是事实。

　　此后，翟逢亨的事迹便间见于苏氏父子的诗文了。如苏过的《九日》诗：“西邻有书生，破帽衣百结。勿惮往来烦，杯中犹有物。”又《雨后见月》诗：“真一拔新酿，九华袭前哲。隔篱唤西家，而有好颜色。终年饭半菽，爱酒无从得。嗟余不解饮，看汝时举白。”看来，翟氏家境确实贫穷：住的是茅房，戴的是破帽，穿的是烂衫，长年食的则多半为杂粮；嗜酒，又苦乏酒资，每有樽空之叹，虽然苏轼父子常以家酿招饮，却不好意思经常上门，怕烦扰了人。从现存史料看，这大概是有关翟逢亨最为具体形象的描述了。苏轼诗文亦见语及翟氏，而且大都与酒有关，最有名的应是《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中 “甕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一联，下句用匡衡凿壁借光事，称赞翟氏家贫犹自勤读苦学。而上句则是用毕卓偷酒的典故，调侃翟氏贪杯，要隔邻善酿的林行婆防着点，别让此老把好酒都偷喝光了。翟、林二家与苏轼父子的关系，可谓融洽无间。

　　苏轼又有 《判倖酒状》：“道士某面欺主人，旁及邻生。侧左元方之盏，已自厚颜；倾西王母之杯，宜从薄罚。可罚一大青盏。”道士某即陆惟忠，他在绍圣三年冬随吴子野来惠州探望苏轼，苏轼常与他们聚饮野餐。翟逢亨亦在其列，文中“邻生”，指的就是他。大概陆道士不善饮，偷偷让翟逢亨代喝了一杯，企图蒙混过关，故谓“倖酒”；而翟逢亨以为代饮既可救人之急难，又能解己之酒馋，何乐而不为？不料“犯规”，故又谓“旁及”。还有一篇《书陆道士诗》，记罗浮僧人颖老以类似“打边炉”的方法来杂烹饮食，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于是，陆道士吟诗，苏东坡笔录，吴子野则从旁议论：“此羹可浇佛！”翟氏当时也在场，他又做什么来着？苏轼写道：“翟夫子无言，但嚥唾而已。”美食当前，垂涎欲滴的老秀才这时候显然已是迫不及待了。你看，在苏轼笔下，这“夫子”的形象是多么憨厚可爱！

　　苏轼直到再贬儋耳，于千里海外仍时时叨念着这翟夫子。他有一首《和陶还旧居》诗，是因“梦归惠州白鹤山居”而作的，内中有二句说：“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他梦中所见到的这位“邻翁”，便正是当年常与他过从饮酒、虽沉默寡语却心地善良，对他的不幸遭遇抱有深切同情的惠州秀才翟逢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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