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小说的生态女性书写

　　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脱颖而出, 获得二○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为她本人、 也为加拿大文学赢得了殊荣。在此之前,门罗曾于一九六八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六年三次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奖,二 ○○六和二○○八年因对短篇小说的贡献获欧·亨利奖,二○○九年获得英联邦文学大奖布克奖。应该说门罗在获诺贝尔奖之前已经是著作等身、声誉卓著,但她击败村上春树和阿特伍德等著名作家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让世界文学界颇感意外。因为门罗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凭借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青睐,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从一九六八年以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获得加拿大总督奖开始,到二○○九年凭借《逃离》 ( Runaway) 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门罗的文学创作一直受到国际文学界的关注和肯定, 她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门罗对艺术创作极为认真,她说,“自己为了写作常常要强迫自己一遍遍地回忆过去,把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反复思考。”门罗写作艺术的高超在于,“她能把一些普通事物和一些怪诞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在引发读者强烈感受的同时又使他们感觉异常真实。”著名传记作家凯瑟琳·塞尔德里克· 罗斯认为,“门罗的小说感情如此真挚、强烈,读者能在其中找到最真切的自我。这些故事内容如此丰富,就像压缩了的长篇小说一样。过去和现在并置在一起,视角一个接一个地转换,门罗根据自己在安大略省休伦镇的经历创造出了一个‘门罗国度’。她将日常生活呈现得如此奇妙,仿佛带有一种魔力。”文学评论家洛林·约克认为“门罗的作品注重探寻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开始,门罗的作品对事物之间联系———无论是宗教、性别、历史或审美方面的联系———的强调就越来越明显。”这些联系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女作家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历程图。同时,门罗凭借自己卓越的故事叙述和结构技巧,赋予短篇小说一种长篇小说般的丰富内容。“事实上,在短短几页纸内你能体会到读长篇小说时的种种复杂情绪。”评论家艾尔迪科·卡灵顿高度评价门罗的叙事艺术: “叙述人就像一个超然的布局者,将各种难以把握的因素捏合到一起,来描绘出真实的现实。”

　　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以委婉的叙述和精妙的结构著称,她的小说叙事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门罗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只是男性审视下的客体和男性欲望中的存在,她们有自己的感觉、欲望和梦想。正如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马尔库塞对于艺术与美学关系的表述: “审美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的统一,在艺术作品中,形式成为内容,内容成为形式。”也就是说,“语言和文本不是纯粹的中性载体,而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 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门罗从女性人物角度出发作为认知世界的原点,并着力书写女性的故事,这种对传统男性写作方式的颠覆,本身就表达了对男权秩序的一种潜在的拒斥。门罗的小说中也刻画了一些专横偏执的大男子主义者,如《空间》中对妻子多莉在生活和社交方面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丈夫罗伊德; 《逃离》中虚伪、庸俗、对妻子卡拉颐指气使的丈夫克拉克。在描述这些人物时,门罗以女性人物作为观察中心和聚焦点,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女性的立场和判断。而对于一些男性的自以为是和婚姻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有更深刻的体验,如从卡拉视角观察到的克拉克的虚伪和暴躁,“克拉克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还跟你显得挺友好的———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克拉克对卡拉的束缚和压迫经常表现为,“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不对,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有时候又觉得是他疯了。”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展开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

　　与许多长篇小说作家不同,门罗在写作时从不刻意描绘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情节或追求史诗般壮观的场景,而是以明晰、简洁的笔触写出普通人的生活。她创作的题材大都是小镇或乡村的平凡女性和日常生活,很多故事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思量之下却意蕴无穷。门罗的可贵之处在于以简单的故事揭示事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深度。正如她自己所说,“至于事情的复杂性———事情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什么是容易的,没有什么是简单的。”在门罗看来,小说家应该向读者揭示世界的复杂性,让读者明白,真实的事情要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出的短篇小说作品往往也能以质朴的语言、简单的情节揭示世界的多维度性,从而给批评家提供广阔的解读空间。

　　门罗的小说有契诃夫式的冷竣和客观、 超然的视角。她以自己的家乡———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镇为背景,刻画出一个个小镇居民的生活、遭遇、情感历程。其中一些人物或事件在不同故事中反复出现或多次被提及,有些人物彼此之间有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享空间,或一个“世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承袭了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和尤多拉·韦尔蒂的短篇小说创作模式,并在写作技巧和涵盖范围方面做出了创新。门罗还是一位非常注重文学传统的作家,她的作品中往往穿插上其他作家笔下的情节、人物或背景,但丁、弥尔顿和托尔斯泰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都在她的小说里或明或暗地出现过。因此,她的短篇小说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更厚重的历史感。看似平淡的故事背后,蕴含着她对女性命运、加拿大历史和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深切关注,她的作品也成功地引发包括加拿大本国读者在内的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讨论和思考。

　　门罗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微妙、复杂而又深刻的感情。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小说中对自我身份、女性身份和加拿大人身份的探寻。她在家乡小镇度过大半生的时间, 包括艰辛的童年和叛逆的青少年时期,家庭环境、父亲的文学创作、小镇的自然环境对她的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母亲体弱,少女时期门罗就开始承担许多家务劳动,她也曾因为逆反行为而被父亲责骂,长大后的她对于这些都能淡然处之。“那时候情形就是这样,你没法逃避。家长没有时间去考虑孩子们的需求,小孩子又不能顶嘴。因为大家都忙着赚钱谋生,每个人都得干活,给家里做贡献。”她以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审视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要是我生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中,早早就了解了写作的艰难,我就会因为自惭形秽而退却。正因为我的周围没有以写作为生的人,当我想到写作时,我能勇敢地说,我行。”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毅力和决心,多年来她创作了无数作品。

　　一、对女性的生态思考

　　当今世界,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现象越演越烈。大自然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淡水资源匮乏、物种加速灭绝,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食品安全受到威胁……人们整天生活在担心之中,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门罗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女性的生态思考。她热爱大自然,喜欢孩子和小动物,宽容、爱护女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她的人性、仁爱与博爱表现在她与大自然、动物、人类之间和谐相处的过程,她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对人类本身———男人、 女人和孩子,她表现出极大的仁慈和爱心。 她用伟大的母爱浇灌生活,母爱在她的身上绽放光芒。从女性生态的角度认识门罗的作品及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我们会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与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对自然的行为所导致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门罗的作品多数是描写大自然、生存、爱情、婚姻及日常生活,多以加拿大本土环境为背景,刻画真实的人际关系与道德冲突,叙述女性生活细节,讲述女性亲身经历和遭遇,探索女性心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女性的遭遇,但是她们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深深的思考。当一种遭遇结束时,从心理上女性都会安慰自己,上帝啊! 希望此事今后不再发生。但是当这样一种慰藉被现实无情地打破之后,她们再次跌入万丈深渊,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彻底解放道路。在门罗的小说《逃离》中,女主人公卡拉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家庭、一个男人克拉克,更多的是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当得不到人间的温暖时,卡拉却在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丝慰藉。她并不想在家中独占鳌头,也不想推翻男权社会。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只想得到家庭的温暖,而就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她只好从自然界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些矛盾的心理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让卡拉觉得心里苦闷、透不过气来,她想逃离。小说并不是强调主人公非要以女权主义为中心,推翻男权社会,而是从生态心理、女性叙事心理分析为什么人与人的相处、 沟通那么难,这对了解门罗的女性生态思想的寓意有很大作用。

　　门罗作品的生态主题多是以女性的爱与恨、友谊、婚姻、性、追求等叙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通过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门罗笔下的人物并不复杂,仿佛都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小说的内涵却充满哲理,让人们认识到智慧的重要性,用智慧武装自己,生活中再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从而使人生充满欢乐。门罗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短篇小说是一门艺术。门罗小说叙事的特点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她多利用时空转换的方法,将记忆和现实生活打碎后重新组合,塑造崭新的形象,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分析门罗的生态思想,能够从人文的角度分析门罗的生态思想价值,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保持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二、对女性身份和地位的思考

　　门罗早期的一些小说,如《女孩和女人们的故事》和《你以为你是谁》,“通过对女性身份的探寻而探索性别与艺术之间的策略关系,从而引起评论界注意。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面对自我身份和家庭责任的矛盾,门罗很关注这种复杂局面下的两性关系、权力和责任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同时也是最擅长心理描写的作家之一,她关注的对象通常是普通人,讲述的也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她善于调动各种写作手段,以小见大地反映整个群体的生活状况。她尤其关注女性的生活,在她看来,女性生活中的忧伤困苦、挫折烦恼与征服自然、 征服世界的男性伟业同样重要。她的目光往往超越事实本身,而意在探寻事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她的小说往往避免使用华丽的语言或夸张的描写,更多时候她是以一种清晰质朴却又富于音乐韵律的语言来讲述故事。门罗对于人类感情、意志、欲望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些力量和人类无法控制的外力交织在一起,使人生充满了奇妙而又难以言喻的变化。门罗笔下的人物往往遭遇挫折,她们与现有的生活状态不协调,想逃离,却又不知目标是何处。

　　《逃离》中卡拉的丈夫克拉克是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男人,卡拉既要忍受克拉克的缺点,又要对付单调而又繁重的家务,在家庭中感受不到关爱和尊敬,不知不觉中与家中饲养的动物之间培养了奇妙的感情。卡拉想逃离这样的生活,逃离克拉克,逃离这小镇,最后却发现自己缺乏逃离的勇气。原来周围的一切———山羊、母马、邻居,甚至克拉克那让人难以忍受的缺点,都已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朱丽叶是个未婚妈妈,她带着女儿佩内罗普回到家里,却发现爸爸山姆因为自己的事情而难以面对同事,辞去了从事多年的教师职业,转而从事疏菜销售工作; 母亲萨拉身体愈加衰弱,家庭状况每况愈下。多年后,朱丽叶恋人遇难,女儿佩内罗普也与她产生了裂痕,不辞而别。她这才发现,像当年父母不了解她一样,她也不了解自己的女儿。 和朱丽叶的母亲萨拉那代人比起来,朱丽叶这代年轻人有自己的主见,她们不再是毫无独立人格、对丈夫逆来顺受的家庭妇女,也不甘心做古典小说中那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们生活的重心不是《时尚》杂志或穿衣打扮,她们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朱丽叶对于父母之间的隔阂,自己和母亲之间志向的差异十分了解。她为自己作为现代女性的身份和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感到自豪,对于母亲和她代表的小镇传统及旧式女性生活曾经不屑一顾。只是当女儿佩内罗普离她而去后,她才体会到了母亲当初对自己的思念和牵挂; 当女儿以决绝的姿态离开她,从而彻底否定她过往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时,她才开始反思年轻时的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是,多么无情地伤害了母亲。

　　小说中门罗的叙述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和立场展开的,如,从卡拉的立场观察到丈夫人格之庸俗小气; 从朱丽叶的视角看到和体验到的父母之间的冷淡、小镇气氛的压抑、保守。但门罗在叙述中并未一味张扬女性的独立、自主和城市生活的时尚、现代,她在城市与乡村、现在与过去、前卫与传统、激进与守旧之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思考。在门罗的小说中,位于安大略西南部的小镇既是一个地域符号,又是一个文化符号。 它既体现着加拿大的乡村风情和田园风光, 也象征着与加拿大历史有关的宗教、习俗、风土人情等传统。与繁忙、喧嚣的现代都市不同,小镇宁静、沉闷,保守得甚至让人感到压抑和充满矛盾,可它也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 是人们维系与祖先、与过去联系的纽带。朱丽叶曾经当着母亲的面挑衅般地告诉牧师自己不信上帝,女儿佩内罗普是非婚生子,以此来表达对小镇传统和守旧作风的不屑。几十年后,她的女儿却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家庭主妇,安心照顾五个孩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门罗的女性叙事既为读者提供了细腻、感性、带着淡淡哀愁的故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反思。

　　三、对加拿大人身份的思考

　　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加拿大文化一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前宗主国英国、法国和其北美近邻———现在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 加拿大仿佛一直存在于阴影之中,对于加拿大性/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探索,近些年才开始受到关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属性( nationness) 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e- facts) ”。即民族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与生活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共同思想和心理状态相关。一个民族的认同是一个从开始到稳定的动态过程,在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中, 民族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八六七年加拿大独立后,加拿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开始了构建加拿大性的历程———通过抽取、刻画专属加拿大的独特经历、气质和精神来形成本民族的身份。一九二六年,莱昂内尔·斯蒂文森在《加拿大文学评价》( Appraisals of Canadian Literature) 一书中提出,“加拿大作家由于对宗主国和祖先的依恋,在写作时总是试图把加拿大的荒野( wilderness) 排除在外”,斯蒂文森认为,这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一个核心书写模式。一九六五年,诺斯若普 ·弗莱和卡尔·克林克在《加拿大文学史》(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一书中认为: “加拿大文学的独特性与加拿大地理位置息息相关。”他提出“加拿大性”是一种特别的“边塞思维”( garrison mentality) ,即居于此地之人觉得自己远离文化中心而身处陌生、敌意的环境之中。之后的文学批评家也认为, “加拿大性”包括孤独、疏离和边缘化处境等概念。也就是说,对加拿大身份的构建通常是通过与他者( the other) 的比较形成的,而这个他者往往是母国、故乡、传统等文化符号。爱丽丝·门罗在小说创作中也经常加入自己家族的苏格兰文化和长老会宗教文化, 使旧大陆的文化/秩序和新大陆的荒野/无序形成对照。

　　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遍及全球之际, 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正如海登·怀特所言: “我们可能会想要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某种意义,所以会讲讲故事,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但这样的历史是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发现得来的。”也就是说, 流传下来的历史背后都有参与者的观察角度和叙述角度的问题。“历史就不再是客观的、透明的、统一的事实对象,而是有待意义填充的话语对象。”将加拿大视作“边塞”、 “荒野”无疑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西方文化中心意识,有很强的历史感,热衷于研究叙事功能的门罗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中解构这种“荒野”观点。

　　门罗祖先是一八一八年从苏格兰埃特里克山谷移居加拿大的长老会教徒。门罗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从小接受的是加尔文教式的严格宗教训诫。由于加拿大国家历史较短,缺乏神话、传说、传奇等文学资料供文学创作使用,许多人便以自己家族祖先在欧洲的辉煌成就,或在新大陆的开拓历史填补创世神话的空缺。爱丽丝·门罗也是如此。 在她开始文学创作后,她对故乡和先辈的思念、神往越来越强烈,祖先的故事很自然地成为她创作的天然素材。她父系的一位先祖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在开垦荒地时,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死,这个事件和这位先辈在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在短篇小说《荒野站》( A Wilderness Station) 中,门罗更是以这个事件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极具隐喻色彩的故事。来加拿大拓荒的赫伦兄弟———西蒙和乔治有了一块自己的土地。西蒙从孤儿院带回一个孤女做妻子,他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女人陪他垦荒,因此他选择了姿色平平的安妮。他对安妮严厉粗暴,经常打得她浑身青肿。两个月后的一天,西蒙和弟弟乔治一起干活时被一棵倒下的树木砸死,乔治把他拉回家里,和安妮一起安葬了他。随后乔治跟邻居家生活在一起,并娶了邻家的女儿。而独自留在家中的安妮则渐渐出现了幻觉,一会儿向牧师告白说自己杀了西蒙,一会儿给孤儿院的伙伴写信暗示乔治杀死了西蒙。整篇小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叙述者,而是由几封信和几个人的自述组成,作者对于西蒙之死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而是通过信件向读者传递不同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同感受。

　　小说名字有深刻的含义。“荒野站”实际指的是安妮和西蒙位于荒野中的家,但门罗一直没有提到“家”home,而是用place、 shanty、boundary这些感情色彩较淡的词语。 对于西蒙与乔治兄弟两人和像他们一样的男性移民来说,就像鲁滨逊在荒岛上征服自然一样,这里不过是他们要开拓、征服、实施自己统治的地方。而对于书中的神职人员——— 麦克贝恩牧师来说,他的使命是将上帝的恩泽带到新大陆,在这里建立基督教秩序。他们从未在意身为女性的安妮对家的看法——— 一个能提供温暖、安全的地方。西蒙死后,安妮把小叔子乔治扶到自己的床上,反映了她下意识地想和乔治一起生活的愿望,可是乔治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安妮独自一人留在荒野里那间埋藏着西蒙的房子中,经常在噩梦、幻觉的恐怖中煎熬,不得已,才离开这里去求生。为了求生她开始说谎,甚至为了追求“安全”谎称自己杀了西蒙,要进监狱。这个孤苦女孩的生命力和生存能力异常顽强,最后,这个事件的知情者陆续离开了人世,乔治也因中风口不能言,只有她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别人总说安妮爱说谎,她的话靠不住。 她似乎不停地编织着谎话,实际她是以虚构故事的方式构建自己的身份和愿望。她像个精灵一样难以捉摸、难以驯化、拒绝被固定。 实质是作者以安妮作为男性权威、男性秩序的对立面,颠覆将加拿大历史作为殖民地历史,将加拿大文化作为西方理性文化的对照物/他者来对待的一种做法。琳达·哈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 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 Canadian Fiction) 一书中,从后现代的角度探讨了加拿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关系: “加拿大摆脱文化上的从属地位和殖民地意识的抗争与女性争取独立性别身份的努力类似。”在加拿大的孤儿院长大的安妮显然象征着新世界的蛮荒状态,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而不受宗教、礼仪和习俗的约束,象征着新世界摆脱欧洲大陆的影响而拥有自己的身份。

　　结束语

　　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意味着国际顶级文学界对短篇小说这种创作形式的重视和肯定,也表明对加拿大文学和女性作家的关注。门罗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是激进地提倡女权主义,号召反抗男权压迫和传统秩序,她只是期望人与人、人与自然在和谐的关系下平等和睦地相处。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身处文化矛盾和道德束缚的旋涡之中,她们需要在种种冲突和压力中调整自己,勇敢地面对生活。而她对于性别矛盾、家庭关系、义务与责任、传统与现代、自由与束缚等种种关系的思考,是多维度的、辩证的、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她的小说往往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下,让读者感受到心灵震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