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内用和珅、外用福康安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乾隆晚年，和珅权势煊赫，这一点就连朝鲜使臣也看了出来，其在回国后的报告中指出：“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阁老阿桂之属，充数而已。”

朝鲜使臣说的福隆安，系前大学士傅恒次子，也就是孝贤皇后的侄子，其兄弟四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在乾隆朝都受重用，这在清代史上是不常见的。

相比而言，和珅虽然幸用，但较之傅恒四子来说又不算什么，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最为乾隆所看重。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高阳提及和珅固宠的手段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独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高阳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但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和珅借福康安弟兄邀宠，福康安兄弟亦借和珅固宠，两者相互利用；二是福康安之所以受到乾隆的非常厚遇，原因是前者乃后者之私生子。

邀宠固宠，自然是权臣权术，不过高阳先生说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勾结，这却有些偏离方向了。事实上，和珅勾结的并非福康安，而是其弟福长安。对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来华的朝鲜使臣也有另一段观察：“和珅、福长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 正因为与和珅结为一党，福长安在嘉庆亲政后不久也被夺爵抄家，境遇不比和珅好哪去。

至于福康安，其非但不与和珅勾结，反而是乾隆朝晚期相互争斗的死对头。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运木植被查，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也因涉案被处以“革职留任”并罚总督养廉银三年。表面上看，此案是巡漕御史和琳秉公办事，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和琳之兄和珅在其背后捣鬼。再如福康安率军出征廓尔喀及镇压贵州苗民起义时，和珅也是多方掣肘，甚至指使运粮布政使有意延误粮饷。无他，不欲福康安建功也。

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倾轧其实也不奇怪。在和珅看来，福康安既是椒房贵戚，又屡立战功，其性格也一向骄横独大，如不将其挤出中枢，则自己地位难保；而在福康安这边，其对乾隆深宠和珅自是大不满意，若要让他屈居和珅之下，又岂能心甘情愿？

对此，朝鲜使臣又有一段旁证：“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坤，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藏，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乾隆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其采取的措施就是内用和珅、外用福康安，两人不能碰头，免得倾轧起来，自己也抹不下面子，难以收场。不管怎么说，和珅与福康安在乾隆晚期都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万难勾结。

至于高阳先生的另一个高论就更有意思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福康安竟然是乾隆的私生子？这一说法虽有些石破天惊，但考虑到高阳在前文已经说过，傅恒之宠主要是“红顶遮绿帽”，用以遮盖乾隆与其妻私通的丑事，所以此论也不算是特别的惊世骇俗。

在《乾隆韵事》中，高阳对此观点更有露骨地描绘。其小说快要收尾时，正好讲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傅恒受命出师征讨金川，姐夫乾隆为内弟举行了极为隆重出征仪式。而这一切，只有傅恒的夫人最为清楚。接着，高阳以这样一段对话作为全书结尾：

“我对得起你们富察氏了吧?”“是的，皇上很够意思了。可惜——”“怎么？为什么不说下去？”“只有一个人对不起。”“谁？”“咱们的儿子。”乾隆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福康安，在汉文中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名字。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名副其实！”

如何“名副其实”呢?？高阳先生大笔一扔，《乾隆韵事》到此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其处理不可不谓之高明也。

风流天子竟与自己皇后的弟媳私通，如此狗血的剧情当然吸引眼球。当然了，这种说法也非高阳首创，早在清末民初时即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清宫词》，其中曰：“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诗的下面，作者钱塘九钟主人又作注云：“福康安，孝贤皇后之胞侄，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为‘丹阐’。”

“丹阐”者“后族”，“椒房”者“后妃”，“燕见”亦作“宴见”，至于“龙种”，那就不用再解释了。如此，这首诗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原来啊，趁着家人宫中见面的机会，乾隆竟与傅恒夫人私通而生下了福康安，后者才得以破例封“固山贝子”并追赠“多罗郡王”。不过，诗作者还算慎重，其将“福康安为乾隆私生子”的传闻归于千秋疑案，也算是没有说死。

接着，在1916年出版的《清史演义》中，通俗史大家蔡东藩先生对此传闻做了创作型的扩充，其设定的时间地点是某次皇后千秋节，傅恒夫人入宫庆贺，待其酒醉被宫女扶至别宫暂寝后，乾隆也随即离席而去。之后的云云雨雨，蔡先生同样是隐而不露，适可而止。至于这两位是否生了福康安，蔡只说乾隆皇帝非常眷爱福康安，结论还得靠读者自行判断。

至于之后的各种野史小说，那就说得更为肆无忌惮了。以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为例，其《第二十回：忍见红颜堕火窟，空余碧血葬香魂》中即云：傅恒之妻十分美貌，进宫来向皇后请安之时，给乾隆见到了，就和她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共有四子，三个儿子都娶公主为妻。傅恒懵懵懂懂，数次请求让福康安也尚主而为额驸，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儿子很多，对这私生子偏生特别钟爱。福康安与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两人原是亲叔侄，血缘甚近……

有意思的是，在七、八十年代后的相关影视剧中，福康安和陈家洛往往由同一人扮演，而香港知名演员郑少秋更曾同时演过乾隆、福康安与陈家洛三角色。也许导演认为这三人反正是父子、兄弟，为了节省成本而为之吧？

不过，既然《书剑恩仇录》中提到福康安兄弟皆为额驸而唯独福康安不是，这事倒是要说道说道。认真说，福康安的大哥福灵安是多罗额驸不假，但并非乾隆女婿而是乾隆之弟、和亲王弘昼的女婿，充其量算乾隆的侄女婿。其二哥福隆安娶的是乾隆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这个是正宗的乾隆女婿，姑表亲。至于其弟福长安，虽然乾隆也待他甚厚并让他做过户部尚书，却同样未当过驸马。

再者，乾隆长大成人的女儿就这么几个，福康安未娶公主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更不能由此证明他就是龙种。据台湾历史学者考证，福康安至少有一子二女与宗室婚配，且均为宗室主要支系。试想，如果福康安真是乾隆私生子，那乾隆如何会让福康安的子女跟自己的孙子、孙女辈结婚？同族婚嫁结姻，这在清代尤其皇族是绝对不可能容忍的，否则与禽兽何异？

福康安并非乾隆私生子，从乾隆对其生母、也就是传说中的“老情人”的态度即可得知。

按《清实录》中的记载，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福康安刚刚把廓尔喀事务办竣，乾隆本打算让他回京住上数月，以便看视其生病的七旬老母，但旋即安南又起风波，福康安“声威素重”，必须由其亲往广西，以资弹压。乾隆还特别强调说，福康安“受恩优渥”，当“以公事为重”。乾隆五十八年四月，福康安之母在京病故。到了这份上，乾隆仍不许福康安回京奔丧，其在谕旨中说：

“（福康安）三月十三日甫抵边坝，赶抵成都尚需五十日，计到京已在六月下旬。不特不能躬视含敛，且百日将满，已属无及。而福康安系国家出力之人，屡著劳绩。现因奉差在外，以致伊母大事，不获躬亲料理，为之恻然！福康安若到京，朕心转不忍与之相见。因思康熙、雍正年间，边疆事务紧要，督抚原有在任守制之例。现在广西边隘，关系甚重，而两广总督，一时亦难得其人。福康安应仿照旧例，在途次成服。办理广西事竣，即赴广东，在任守制。过一二年，朕酌量降旨，再行赴阙。”

此时的福康安也病在途中。其接旨后，用几近哀求的语气上奏：“臣母抚臣成立，以仰邀恩佑。兹既不获侍汤药，亲身含殓，惟思于未卜墓穴之前，居庐数日，臣悲慕之心已伸，郁结之怀亦释，犬马之疾转得速痊。此臣迫切私情，不敢于圣主之前，稍有讳饰。”

直到这时，乾隆才算网开一面，允其回京哭祭。试想，若福康安之母真是乾隆的“老情人”，那在其重病不治之时，乾隆又如何忍心将亲生骨肉拒之天外而令其失去最后的见面机会，乃至于不许其奔丧？那也未免太过绝情了吧？！

福康安之母去世后，乾隆未尝多提及其母而是反复劝导福康安“当以公事为重”，“为国爱身，不可过于哀毁”。可见其关注点不在其母，而在于国事。于乾隆而言，福康安实一犬马也。

既然乾隆对福康安的生母并不怎么样，那福康安受宠即另有原因。概而括之，主要为“世恩”与“战功”两点。如《乾隆韵事》中所说，乾隆是对得起富察氏了，但这个“对得起”，并非对福康安之母，而是针对孝贤皇后及其弟傅恒。孝贤临终前，将自己的胞弟托付乾隆，而以其在乾隆心中的地位，后者自当对傅恒好生看顾，以全亡妻之遗愿。

事实上，乾隆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孝贤去世之前，傅恒官止户部尚书，在首席军机讷亲等数人之下。但孝贤去世、纳亲被斩后，年不过四十岁的傅恒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其出征金川时，乾隆为其送行规格极高，并不亚于当年康熙送十四阿哥胤禵出征西藏。乾隆如此做，无他，“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耳。

世间万物，机遇与风险总是同存并在。傅恒奔赴前线后，乾隆再三叮嘱小舅子不得身涉险地，但得小胜，即可班师回京。如此小心谨慎，无非是害怕辜负了孝贤的一片心意。是啊，这万一傅恒折在了金川，乾隆又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爱妻呢？

傅恒这个人，也是福大命大，为人也十分大度从容，他与姐夫乾隆是相处甚得。对此，乾隆也心有所感，其在赐给傅恒的扇子上曾题诗曰：“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助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在其眼中，傅恒不仅是臣子、是小舅子，更是能推心置腹的故人（朋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病逝后，乾隆亲临傅宅灵前祭酒并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曰：“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乾隆说的“汝子吾儿”，意思就是“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当姑父的一定将他们培养成材。这句话，乾隆倒也是说到做到。傅恒去世之时，老大福灵安已于三年前死于征缅之役，老二福隆安时以工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并兼九门提督，老三福康安年方十七岁，其与弟弟福长安均被接入宫中，与诸皇子一起读书就学，说他们是乾隆的养子，也不过为（但养子岂能与私生子混同！）。

乾隆最初是想栽培福隆安的，但这女婿自幼体弱，才华也不出众，让替代其父傅恒在中枢的地位，恐众人不服，乾隆自己也不放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隆安病故，乾隆也就把希望寄托在福康安身上了。

福康安倒是个好苗子，其自幼即文武兼擅、机警过人，乾隆也曾评价说：“福康安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在其父去世的第二年，才满十八岁的福康安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未及弱冠即位列卿贰，这无疑是乾隆的有意教培。

当然，福康安能力是强，其机遇也多。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第二次金川之役开始，福康安从领队大臣干起，从此戎马二十余载，期间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乾隆晚年最念叨的“十全武功”，其中征金川（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征林爽文（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征廓尔喀（ 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均以福康安为主将。此外，福康安还参与镇压甘肃回民起义（ 乾隆四十九年）、湘黔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谓之为乾隆晚期第一主将，实属名至实归。

福康安一生经历复杂而富有传奇性，其先后担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及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生奔波劳碌，足迹遍全国各地以及边疆海疆。在其四十多年的短促生涯中，福康安几乎都是在战斗环境中度过，可谓军书旁午，夙夜勤劳，这才赢得了三次紫光阁图形的莫大荣誉。

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中，清史学者戴逸对福康安评价甚高，其认为：凭藉当时强大的军力和富盛的财力，福康安出师屡捷，所至必然，但也历尽艰辛，胜利来之不易。在历次战役中，福康安“组织了在风涛中的渡海作战，参与了丛山密林中的攻碉战，指挥并亲自翻越喜马拉雅山，进行旷古未有的最艰苦的高山作战”，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不畏艰险、勇于任事的精神，诚为中国军事史上有所建树、值得称道的一位重要统帅，也不失为十八世纪将帅中的佼佼者。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指挥清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往征廓尔喀（今之尼泊尔）。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物力条件下，翻越世界屋脊用兵方外，其后勤补给线逾数万里，其艰难可想而知。用乾隆原话来说，是役“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但不管怎么说，清军打赢了这场艰难的战争，而这一胜利也把福康安推倒了人生荣耀的最高峰。

这下，反倒是乾隆有些犯难了。三次紫光阁图形，进封一等嘉勇公，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加赏黄腰带、紫辐和金黄辫珊瑚朝珠等等，总而言之，能给福康安封赏的，乾隆都已经给了。如果再封，只能待以异数——封宗室爵。

按清制，封爵分宗室与民爵两种。所谓民爵，共分九级，即：恩骑尉、云骑尉、骑都尉、轻车都尉、男、子、伯、侯、公，每级又分三品，总计九级二十七品。福康安封至一等公，则已是登峰造极。至于宗室封爵，受封者须有宗室身分，其共分十二等，即：奉恩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贝勒、多罗郡王、和硕亲王。

此外，凡亲王、郡王，初封时还要由皇帝赐以佳号；宗室王公的服饰、护卫等，也有一系列规定。福康安以一等嘉勇公的民爵，而赏紫辐、黄腰带、金黄辫珊瑚朝珠之类只有宗室王公得用的服物，这表明他距宗室王爵不过一步之遥。但就这“一步之遥”，却因为身份的差异，难以逾越。

按乾隆的本意，福康安既是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此次冒险顶危，亲临绝域，尔后又连战连捷，加封宗室王爵也不为过。但他转念一想，富察氏一门贵幸太甚，如福康安再逾格封王，难免外人有所议论，所以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此，乾隆还特为此事而向天下降旨宣谕，其大意是：福康安此次进剿廓尔喀，功劳甚大。前代功臣，也有身非宗室而晋封王爵的例子。只是援例封爵福康安的话，就怕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且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日盛，于伊家亦属无益。

最后，乾隆决定赏予福康安世职，并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伊得力家人内的酌量给戴，用昭格外加恩、优眷劳臣至意。”由是，福康安生前封王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福康安病殁于征苗军中。已是太上皇的乾隆闻讯大悲，其作诗悼念曰：“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 乾隆诗中，并未有类似于亲子之死的哀伤而基本是对一个得力将才英年早逝的痛惜。随后，乾隆命追封福康安郡王爵衔，并谥“文襄”。其父傅恒，也跟着沾光，被追赠为郡王。

不过，在乾隆死后，朝廷的风向随即变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嘉庆对当年最受宠任的和珅与福康安极其憎恶，两人指为乾隆晚期“一文一武”的两大奸臣。尽管已死去多年，但埋在土中的福康安仍被嘉庆多次点名批判，而前者的主要罪责，即军中腐败之风须由其负责。

如嘉庆九年（1804年）的上谕，其中称：“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千累万，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嘉庆十年的上谕又称，“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籍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

嘉庆的翎子发下去，手下官员自是心领神会，朝中舆论也随之一转。此前，在乾隆还在的时候，朝中对福康安颂扬的多，而到了这时，就全成批评了。其中，有指责福康安纨绔无能，靠椒房之亲、裙带关系才青云直上的；有说他欺世盗名，其功绩全是部下海兰察打下来的；至于揭发其骄横奢侈的，那更是连篇累牍，渲染得淋漓尽致。

如说福康安台湾之役后路过浙江时，“自三衙方舟下严陵，江舟设重楼，陈百戏，中流鼓吹竞作，从官舟衔舳舻，并两岸疾下”；再如说福康安用兵时，“大军所过，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福既至，则笙歌一片，彻旦通霄。……善歌昆曲，每驻节，辄手持鼓板，引吭高歌，虽前敌交绥，血肉横飞，而余音袅袅未绝也。”

还有从侧面反映福康安骄奢的，如《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则《陬邑办差》的记载：福康安奉命西征时，声势赫奕，所经州县以办差不善而被弹劾者不一而足。传檄至某陬邑时，当地清苦，官亦疲懒，县令听说前途才干之员亦每有失误，其心中悚惶，日惟涕泣而已。某依附于他的亲戚见他可能丢官，于是出主意说，只要你能给我三百两银子，不要问我怎么花，我有办法应付福大帅，到时或许前程可保。县令听后，便依他之计。

当时正值盛暑，天气炎热，该官亲乃与工房预备了一处极其宽敞的馆舍，其中用染古色纸裱糊，字画皆用旧物，所用椅桌全用油核桃仁薰成乌木色。引枕、靠垫用旧的藤竹席片蒸洗一色，以蓝缎为边，内以玫瑰杂杨花代絮填充。帘幕用深绿色虾须竹，天棚自村口接至上房，长有里许，上铺芦席，盖以松毛。路旁则以数百盆山中小松柏夹道而列，茉莉花、夜来香之类放在天棚后边，只觉芳香而不见其形。公馆后及左右墙外三面环列水桶，以竹截作笛，雇佣数百民夫各持一笛吸水向上徐徐喷之，使屋上棚间俱有润泽意。饮料则用西瓜汁，稍加冰糖薄荷水。茶用兰牙雪瑞，气香味厚，色亦清冽，用沙瓯烹熟，置于水筒，以取温和。如此，三百银子用毕，铺陈也算像模像样。

福康安及其随从来后，因为一路上顶着烈日，舟车劳顿，其来到村口已觉阴凉；走向公馆时，见两旁松柏阴森，更觉沈静古穆，并无结彩悬灯、耀目增光之物，第一印象就感觉很好。等进入公馆，所用铺垫皆软滑清香，十分惬意。及进酒席，则雪雁、冰参、卤鸭、糟鸡之类，香鲜配口，毫无肥腻气味。对于这次的招待，福康安极为满意，说自出都以来，日夜不得休息，今幸得此福地，虽系尖站，必须住宿一宵。临行时，福康安又赏给该县令二千两银子。不久，该令竟得优保而仕至监司，此亦官场奇闻也。

平心而论，福康安骄奢成习、生活豪侈确是事实，其纵容部属勒索地方也在所难免，但是否福康安引领将帅铺张之风，则有待推敲。不过，一些民间野史里确有福康安豪奢扰民及其部属横暴地方的记载，如《清代之竹头木屑》中说：福康安出行都是坐轿，即使出师督阵亦如是。因此，其手下常备三十六名轿夫，后者轮流抬轿，以使轿行如飞。为保持轿夫体力，每名轿夫都配有四匹良马，凡被轮换下来休息的即骑马随行，以尽快恢复体力。

福康安军功显赫，又得乾隆殊宠，由此气势熏天，手下家奴亦极骄横。据《三异笔谈》中载，福康安征西时（疑为出征廓尔喀），其轿夫头跑到当地百姓家抢东西。当地巡视都司徐斐看到上前阻拦，轿夫头竟将徐斐从马上拽下来一顿猛揍。川北道官员姚一如听说后将其抓获，轿夫头犹自咆哮，遂被群役杖毙。对此，福康安倒不是很在意，说“抢夺斗殴，军政固应加重”。其他轿夫听后，竟然愤而集体罢工。福康安为安抚这些人，竟下令将姚一如的官职撤去，而后者本已保升川东道，结果仕途为之顿挫。

更有借福康安之声势而行诈骗的。《啸亭续录》中载：福康安屡任督抚，权势赫濯，其家奴随行时亦骚扰驿站，地方上苞苴赂遗，应接不暇。有个叫副天保的京城泼皮，其与福康安某家奴是邻居，平日里经常听后者吹嘘，因而从中了解一些福康安的声势排场及情状嗜好。某日，副天保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发财的好项目，于是召集数十名不务正业的无赖痞子，出京后打着福康安的牌子旗号，沿途讹诈州县。为避免见过福康安的地方官员识破其伎俩，副天保们一路上都声称福大帅偶染小恙，不便见客，所以不见任何人。在其声势下，沿途州县官员不敢多问，只是争相行贿，以谋攀附巴结。如此一来，副天保一行所获颇丰。

当骗子队伍来到湖南辰州时，知府清安泰乃福康安一手提拔的亲信，其见恩公到来，当然要去求见。可是，心里有鬼的副天保等人百般阻挠，就是不让他面见福康安。这下，清安泰起了疑心，他觉得此事有诈，于是强行闯入内室。当他揭开帐子锦被时，却发现原是副天保扮作福康安躺在床上。于是乎，副天保一伙全部抓获，无一漏网。事后，清安泰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浙江巡抚。

副天保之事不知真假，但福康安之名声早在嘉庆朝即已毁坏却是事实。不过，福康安名声虽毁，但其一生功业毕竟事实俱在。如其父一样，福康安的运气也够好，他若不是孝贤之侄、傅恒之子，当然也不会得到乾隆的悉心栽培，其军事天才也无从发挥，更不可能以非黄带子而封多罗郡王。退一步说，福康安实为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傅恒有子四人，独他一人得膺王封，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之前并无所谓乾隆“偷情”的故事，也无福康安系乾隆“私生子”的传闻。以情理论，福康安以非宗室而追赠宗室爵郡王，这固属非常，但亦非毫无解释。倒是清廷覆亡之后，各种清宫秽闻、流言小说铺天盖地，乾隆及福康安的这段所谓“秘闻”，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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