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内战：平民派崛起与前后“三巨头”乱斗，从贵族共治迈向帝制

古罗马文明是欧洲非常重要的文化起源，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初，并从最初的亚平宁半岛中部逐渐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地区，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三个阶段。

罗马历史璀璨多姿，其中尤其以马略、苏拉、凯撒、屋大维等人最为出彩，而他们都曾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内战当中。事实上，正是这场长达几十年的内战，标志了罗马共和国的解体和罗马帝制的全面建立。

马略：军事改革与贵族、平民党争

自此罗马共和国战胜了迦太基和马其顿之后，整个地中海沿岸基本上再无罗马敌手。然而伴随着常年的征战(作为兵源的自耕农阶层大量破产)和罗马经济构成的变化(海洋贸易比重日渐增加)，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及至辛布里战争(又称“条顿入侵”)前期，日耳曼各部族乃至瑞士高原凯尔特人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为此，刚刚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胜利的马略当选执政官，并对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即马略军改。军改的主要内容是放弃早就难以为继的征兵制(有财产资格限制)，改为公派军需的募兵制。如此就解决了罗马兵源不足，以及战斗力日趋低迷的问题。

然而，马略改革虽然成功，却仅仅解决了这个庞大国家继续修正的一方面问题，整个罗马经济属性和社会结构的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后被纳入罗马版图的众多非拉丁系地缘板块在承担了与罗马公民相近义务的同时，却只能享有部分公民权。因此，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罗马共和国内部爆发了一场“同盟者战争”，这些“同盟者”组建了一个名为“意大利”的国家来与罗马抗衡。不过最终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妥协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反叛者放弃了抵抗，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公民权问题仅仅是当时罗马社会问题的一隅，更为重大的隐患在于长期饱受富商和贵族忽视的普通公民逐渐开始凭借参军发挥影响力。伴随着平民阶层的兴起，罗马民主派日渐强大。正当马略参加辛布里战争以抵御日耳曼人之际，先后担任保民官的民主派领的萨杜尔尼努斯和格拉乌基阿在罗马进行反对元老贵族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案。他们与马略早有联系，互相支持。此后，改革派期盼获得凯旋的统帅及其军队的支持，而马略亦希望通过改革来赏赐自己的麾下老兵。从此，马略成为平民派(又称民主派、骑士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了元老贵族的对立面上。

然而，恰在此时，罗马的新军事制度也呈现出来其弊端，即军队统帅对士兵的影响力过分强烈。当时在马略麾下有一员部将名叫苏拉(财务官)，落魄贵族出身的他具有很强的权势欲望。也正因如此，苏拉在朱古达战争中因俘获敌酋立功，并因此埋下了与马略不和的种子。后来苏拉鉴于马略不再为其提供立功晋级的机会，转而投入另一位执政官卡布鲁斯门下，极大的伤害了马略的感情，二人从此分道扬镳。公元前88年，为了争夺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苏拉与马略爆发激烈冲突，亲自率军进入罗马城池，并迫使马略逃亡非洲的一个小岛上。此后马略的改革派趁苏拉率军东征之际控制罗马(期间马略病逝)，但终因苏拉凯旋而重新进占罗马城。

凯撒：“前三头同盟”的形成和决裂

马略与苏拉的背后，分别是正在崛起的平民阶层和日渐衰落的元老贵族集团，他们在统帅对军队将士影响力日渐深刻的大背景下相互肃清、党同伐异，重创了罗马共和国原有的政治格局。至于已经变身成为实际独裁官的苏拉，虽然尚未对罗马共和国的程序进行改变，但已经是罗马唯一的令主。只是，苏拉的政治基本盘毕竟是元老贵族集团，而元老们普遍主张维持原先的贵族共治模式，即共和政体。所以苏拉不仅没有更进一步加封帝号，反而在成为独裁官后仅仅两年就主动归隐了。

苏拉归隐之后，实际上依然对罗马国事有所影响，但当他次年病逝之后，其所实施的大部分法律、措施均被自己最信任的部将庞培、克拉苏诸人废弃了。和马略一样，诸如庞培等寒门出身的将士才是军队的主流，苏拉的贵族身份在马略改革以后毕竟是少数。因此，苏拉去世以后，改革派再度崛起，并且为了对抗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起初，不论是庞培还是克拉苏，都曾作为苏拉的继承者受命于元老院。前者统兵先后征讨了废除苏拉宪法的执政官雷必达和西班牙民主派领袖塞多留，后者则留守意大利本土镇压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军。然而，从前70年开始苏拉派(即贵族派、共和派)逐渐失势，野心勃勃的庞培便见风使舵的倒向了平民派阵营。

由此可见，不论是苏拉还是庞培，一旦手握重兵，其对国家的效忠势必会被抛之脑后，这也是募兵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缺陷。于是，庞培和克拉苏共同当选了执政官，并恢复了部分改革派措施，清洗了元老院中的苏拉党羽，以此博得罗马民众的好感。为了进一步稳固自身权势，避免陷于马略的前车之鉴，庞培、克拉苏与当时尚且年轻的凯撒一起组成了前三头同盟，共同压制元老贵族集团，并主导了罗马的政治制度。这其中，凯撒虽然出身贵族，但马略毕竟是他姑父，他也因此被视作继承马略衣钵之人。然而，这三位野心家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相互猜忌不断。其中克拉苏与庞培相互厌恶对方，而庞培又对凯撒心存警惕。

公元前58年，凯撒出任山南高卢(即内高卢、波河平原)总督，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凭借卓越的外交和军事才华，将外高卢地区凯尔特部族、莱茵河以西日耳曼部落和大不列颠岛征服大半，从此凯撒的声望和势力大增。而在此之前，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腊本都王国也已经被庞培所征服。为了不落人身后，克拉苏执意决定率军东征帕提亚(即安息帝国)，却殒命沙场，“三头”仅剩“二头”，政治平衡瞬间被打破。不久，庞培再度政治转舵，与元贵族相互勾结，共同反对凯撒。奈何此时的凯撒大势已成，他不顾元老院命令而执意率军挺进罗马城，迫使庞培战败之后仓促逃亡希腊，不久又战败逃亡埃及，因遭刺杀而死。

屋大维：“后三头同盟”与帝制时代

庞培死后，不出意外的话，罗马就将在凯撒手中迈向帝国时代了。然而公元前4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导致凯撒的离世。策划这场刺杀的就包括了凯撒情妇塞薇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虽然因父亲曾遭庞培杀害而结下仇怨，但当凯撒与庞培围绕共和派和平民派而展开对峙之时，还是倒向了庞培。后来凯撒独掌大权，依旧选择宽恕了布鲁图斯以及其他不少贵族，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凯撒死后，执政官安东尼和骑兵长官雷必达很快稳定住罗马的局势，迫使布鲁图斯和众多元老逃亡希腊。至于西地中海地区则被安东尼、雷必达以及凯撒养子(亦是甥外孙)屋大维分割殆尽。并且在替凯撒复仇的大背景之下，成立了“后三头同盟”。

然而很显然，就如同“前三头同盟”一样，后三头同盟同样难以长久维持。最终，军队威望欠缺、但政治优势丰厚的屋大维率先出手，迫使雷必达放弃自己的势力，并归隐起来。最终屋大维控制住了意大利本土，并打出复兴罗马的旗号讨伐处于安东尼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最终，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地相继落入屋大维手中，安东尼自杀身亡，罗马内战结束。此后不久，元老院正式授予屋大维以“奥古斯都”的称号，帝国时代来临了。

综上所述，由于布匿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罗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军队战斗力日趋下降，甚至难以抵御日耳曼人南侵。在此背景之下，马略推行军事改革，虽然解决了罗马战斗力下滑和兵源不足的燃眉之急，却导致平民势力崛起、军队统帅影响力增长等问题。最终罗马内战爆发，马略派与苏拉派相互攻伐，“前三头”和“后三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贵族共治格局，将罗马拉入帝制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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